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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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述题

1、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可以分作哪几种？分别有何特点？ p80 春秋战国间巍然成风的有以下几种地域文化： 一、齐鲁文化

周初吕尚（姜太公）封齐侯，领泰山以北地区，都于营丘；周公长子伯禽封鲁侯，领泰山以南地区，都于曲阜。故“齐鲁”约指今山东省。齐鲁文化由其文化和鲁文化构成。齐、鲁两国毗邻，共同“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两国公室间长期通婚，都以华夏文化正宗承绪者自居，注意保存典籍，重视教化。 齐文化和鲁文化又各有特色。鲁文化依本周礼，质朴务实，尊重传统，所谓“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邹鲁一带成为原始儒学的温床，儒家学派“有教无类”的传《诗》授礼，又使得邹鲁洙泗成为宗周以后礼乐文化的承续所在，至庄子时代，“邹鲁之士”与“搢绅先生”一样，成为能明“《诗》《书》《礼》《乐》”的少数人之一，甚至到秦汉时期这一地区还保持着弦歌户通的遗风。 齐文化地处边缘，与“东夷”杂居，又“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所以在依循周礼同时又多有变通，呈现华丽活泼、开放创新的风格，稷下学宫开设100余年，儒、道、墨、法、名、兵、阴阳、纵横诸家荟萃一堂，诸子间辩难争鸣、传播思想，其开放、宏阔的文化氛围为他国少见，先秦文献谈到齐文化时多冠以“大”、“泱泱”、“未可量”等字句。 二、三晋文化

西周初，成王灭唐，封弟弟叔虞于此，为唐公。唐后改称晋。 三晋是法家文化的策源地，春秋时，“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文献所载中国古代最早的成文法典。 三晋表里三河，风俗质实俭约，有唐虞遗风，而慷慨毅武奇节之士多出其间，燕赵偏北，更是民风强悍，任侠好气，“多慷慨悲歌之士“，豫让、聂政、侯嬴、朱亥、荆轲、高渐离等义士侠客及其可歌可泣的故事，历来千古传颂。 “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三晋位处要冲，又是角逐智勇之地，故顺时言变，鼓舌游说的谋臣策士便应运而生。 三、秦文化

秦地以今陕西关中、汉中为核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西周覆亡，秦襄公救周有功，平王始封诸侯。秦国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意识淡薄，公室强大、私族卑弱，社会结构较山东六国简明，故儒家文化难以立足，励精图治的法家学说却在此找到实施的最佳环境。 秦国虽地处西陲，文化积淀不厚，但民风劲拔，勇于进去。后进之秦，遂迎头赶上，终于创造扫六合、一天下的伟业。秦文化不以文学优游、哲理创建见长，却以功利追求、法纪严明、实绩恢弘著称。 四、楚文化

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位处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组成华夏文化雄浑壮阔的北支；楚文化则以长江中游为核心地带，造就华夏文化幽丽清奇的南支。除了崇凤、拜火、尚东、尊左、尚赤等特点外，楚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信巫鬼，重淫祀”。 楚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长于幻想玄思。在哲学上，以“虚无”为取向，“其言洸洋自恣”的老庄道家便发祥于此。在文学上艺术上，与楚地山川绮丽，民族混杂，信鬼好巫，文明与蒙昧交织的氛围相表里，又孕育了浪漫主义风格，一如意趣幽远、想象奇特、章法变幻的庄子散文；二如屈原、宋玉创造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 晚周地域文化，富于特色的还有吴越文化、巴蜀滇文化、燕文化等，它们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共同构成纷繁多姿的华夏文化。岁月沧桑，时代变更，但域分造成的文化多样性，始终是后人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2、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史自觉的时代 p138

魏晋以降，迎来了一个“人的自觉”时代，这同时又是一个“文的自觉”时代。文学和艺术的各个门类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摆脱“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地位，超越于实用和功利之上，成就了专门独立的文化品种。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的文论、诗论、画论、书论、乐论，它们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进行疏列分类，品评裁量，对文学和艺术的审美趣味、概念范畴、技法规则等，都作了系统的理论探索。一大批文艺批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各门类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已走向成熟，渐成体系。 其次，此一时期士人注重人格理想和人生体验的追求，个人主观精神和情感意向的表现成为文艺主旨，使得文学艺术对精神境界的开掘远甚前代，这是文艺本体论的一大进展。文学方面，“缘情”说和“神思”说脱颖而出。绘画方面，在佛学和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传神写照”、“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理论主张，后来中国绘画摈弃“形似”的写实而走“神似”的意象之路，在此一历史时期已埋下伏笔。在音乐方面，也打破了以儒家“乐以象政”、“治乱在政，而声音应之”的旧说，主张“无关于哀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将艺术的感受归于个人的情感体验。 其三，在创作上，文学和艺术的各门类都格外讲求形式，磨砺技法，形成许多规律性的原则，影响后代的文艺进程。南朝的文学，在中国古代工商音乐的基础上，结合梵音佛经的拼音规律，形成讲究声律的风气。 其四，魏晋以来的文艺创作实践极其丰富，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前代。以文学为例，据刘勰《文心雕龙》的归纳，至其时文章的体裁已多大30多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正统，诗文的各类体裁已近完备。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登上大雅之堂，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的文艺理念和创作方式，一直影响到唐代中叶，诗出现李白杜甫、文出现韩愈柳宗元、书出现颜真卿柳公权、画出现吴道子王维之后，才又有一个新的大转变。 魏晋至唐代中叶以前，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成熟时期。晋人荀勖《中经新簿》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其丙部即史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史书才有独立一类，与经书并列。东晋初年，李充沿用四部分类，但易乙部为史，丙部为子。至唐代前期撰《随书·经籍志》才确定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四部明确分类，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确定，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轨道。 隋代和唐初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发展阶段，科举考试中专设有史科，分“一史”和“三 史”两类，通史入仕，刺激了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编纂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中国史学传统的另一大特色——史注，也在这一阶段勃然兴起。

3、试析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内容 p147 宋明理学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中叶的韩愈和李翱，甚至隋代的王通。所谓“王通之学诚然粗浅，仍不失为唐代中叶学术风气变化的前驱”。 王通自诩圣贤，续作六经，今已不传。其弟子拟《论语》所作《中说》，可以窥见“王通之学”的大要。王通关于诚意治心、心性即理、危微精一等命题的思考，已触及宋代理学家的心脉，尽管他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探求。直到韩愈、李翱时，才打通了魏晋南朝玄学和宋代理学之间的沟渠。在此过程中，李翱的作用不可忽视。如同韩愈一样，李翱的《复性书》在思想理路上虽排斥佛老，也出入佛老。李翱独重中庸性命之学，充分吸收了南朝义理学风的精髓，继承了南朝后期儒玄释兼通的倾向。为下启宋代理学作了很好的铺垫。经过宋代诸儒的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继元典时代之后精致而完备的思想体系——理学。 理学，又叫新儒学、道学、宋学。之所以称之为理学，是因为宋代诸儒所建构的崭新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并以之构成哲学思辨的核心范畴。之所以称之为新儒学，是因为理学虽然张扬儒家的人伦礼法，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元典时代的儒家精神和佛教、道教相渗合，使之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思想内涵。之所以称之为道学，是因为宋代理学诸子自诩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以“明道”为学问之追求。之所以称之为宋学，是因为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学极盛，这班考据家们心仪汉儒，贬斥宋儒，认为理学徒有空疏之名，遂有“汉学”、“宋学”之分野。 尽管理学名目不一，究其本质，它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


理性的本体论。大体上，理学的构架分为三个时期：开创时期、奠基时期、集大成时期。

4、试析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做了哪些贡献及其历史作用 p207、208 耶稣会士在学有专长的中国人士协助下，展开了空前规模的传播西学的工作，包括欧洲古典哲学、逻辑学、艺术、自然科学。而后者是最主要的部分，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学方面，利玛窦带来了德国数学大师、有“16世纪欧几里得”之称的克拉斯维注释或撰写的几种数学讲义，并与中国士人合作译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泰西利玛窦口译、吴淞徐光启笔受”的《几何原本》和“西海利玛窦授、浙西李之藻演”的《同文算指》。中国古代几何学中，店、线、面、直角、锐角、平行线、对角线、底边、立方体、体积、比例等专用名词，都是由《几何原本》首先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甚至影响日本、朝鲜等国家。《同文算指》介绍了西方数学的算术知识，尤其是笔算法等。 二、物理学方面，徐光启利用雄三拔《泰西水法》，结合中国的水利知识，完成了《农政全书》水利部分的写作。汤若望所著《远镜说》，标志着西方光学正式传入中国。 三、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绘制、李之藻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世界五大洲说，展现了东西两半球的寒温热五带的划分。耶稣会士传播的地理知识，对于中国人突破原有的狭隘地理观，形成较为开阔的世界眼光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欧洲的“地圆说”惊醒了长期沉迷于“天圆地方说”之中的中国士人。 四、天文历算学方面，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叙述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利玛窦、汤若望等相继协助徐光启、李之藻修改历法，运用较为精密的数学方法和天文仪器，完成了《崇祯历法》，至今沿用的阴历，就是这个历法。 五、武器军火制造方面，崇祯年间，兵部曾要求汤若望监造火炮20门，后增至500门，汤若望与焦勖合著《则克录》，详尽叙述炮台构筑、火炮铸造、火药成分、大炮使用及炮兵教练。 作用：综观耶稣会士传播的西方学术，多是中世纪末期欧洲流行的古典科学和近代技 术。在此过程中，某些近代科学方法如实验的方法、数学语言的运用等也随之传入中国。在介绍西方学术的同时，利玛窦等人还通过著作、书信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在耶稣会士的媒介下，18世纪中国文化大规模传入欧洲，中国的绘画、建筑、戏剧、诗歌、陶瓷、丝绸及典章文物，风靡于西欧和南欧，被称为“洛可可艺术”，“启明时代”、“感情主义时代”。欧洲人曾将利玛窦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理论、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的文字，汇编成《中国札记》和《中国书简》，于1910年在意大利出版，称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 利玛窦等人作为传教手段带来的西洋学术，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历算学、军火制造方面，对中国明清之际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打开了一部分中国先进士人的眼界，使之开始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致力于研究新问题，从而产生了一个与宋明理学大相径庭的，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西学派”。然而，当时的西洋学术并未普及开来，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中，也远未引起足够注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还没有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准备好必要的土壤，尽管有少数先驱者为近代科学的传播进行了巨大努力，也难逃夭折的命运。

5、试述现代文化史上发生哪几次影响颇大的文化论争 p238 “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发生过数次影响颇大的文化论争。这些文化论争所反映的，恰是古今中外大交汇、中西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民族、历史诸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了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对马克思主义发难。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胡适。胡适继续投入论战，写出《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并打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改良旗号。由于北洋政府于次年查封了《每周评论》，李大钊等未能继续论战。此后，资产阶级学者多以胡适的言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沿着李大钊的方向，继续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国迅速传播。 二、东西方文化之争 从1915年开始，直至1927年，学术界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涉及领域最广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各方围绕如何认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如何看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发表专著数十种、论文近千篇。从中心论题的变化看，这场大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论战集中在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优劣上。五四运动爆发后，论战进入第二阶段，以讨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从机械、片面地罗列东西方文化异同，转入深入分析两者的本质区别，探讨两者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阶段，争辩的焦点集中于如何建设中国民族新文化，以及这种新文化如何作用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三、科学与玄学之争 正当东西方文化论战进入高潮之际，1923年春，又爆发了著名的以人生观为主题的科学与玄学之争。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向清华学生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说，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开学所能为力，维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此论一出，北大地质学教授于文江立即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反驳，声称：“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总体上看，论争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科学的人生观是否错误？一个是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后者的讨论多于前者。从当时的社会反响看，玄学派处于下风，屡遭嘲讽。而科学派却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群体中赢得广泛共鸣。 四、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将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联系起来，由此拉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1928年，蔡和森撰文指出，依据中国是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立论。参加论战的主要有三派：一是以陶圣希为代表，以《新生命》杂志为阵地的“新生命派”。二是以严灵峰、刘仁静为代表，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动力派”。三是以王学文、吴黎平等为代表，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新思潮派”。论战围绕三个主要问题展开：一是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三是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此次论战将触角深入到中国社会史领域之中。 五、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所谓“文化热”。有人将这场文化大讨论作了粗略的时段区分：80年代是“文化热”，90年代转为“国学热”。其实，把前者简约为对西方文化思潮的追求，把后者简约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固然描绘出某种客观现象，但并不确切。 纵观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其研讨的核心问题是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或可说是前此学者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延续。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面相现代化的新时期，这种自由开放的文化大讨论便具有了空前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深度。它带给中华民族的，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和对本民族文化立足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的自信心。

6、怎样理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p246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揭开了现代思想启蒙的序幕，但探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具体道路，是一长期而艰巨的历程。 1940年1月，《中国文化》杂志在延安创刊。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写道：“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对这一科学论断，毛泽东作了如下诠释： 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民族的形成，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迷信思想、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际一致。它能够和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 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大众的。正因如此，它又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称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者是群众。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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