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居易诗在语言方面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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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白居易诗在语言方面的运用



11文秘1 于鹏飞 20111003142



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 和“俗”，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可见白居易诗可用“通俗易懂”来形容了。然而白居易诗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了，其中写得最为优美的应该是《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了。

讽谕诗按诗体原分为两部分：“古调诗五言”和“新乐府杂言”， 由于讽谕诗的直接言说对象为君主和整个官僚阶层，由作者赋予了这样严肃的意义，在语言运用上当然不可能十分随意。除了体现作者的言责和思想外，还必须能够体现合于作者臣子的身份。

白居易讽谕诗在语言方面有一显著特点就是用典。这种语言风格直接体现在讽谕诗的修辞和语言选择上。与人们可能有的“俗”的印象相反，讽谕诗中大量使用了来自经、史、子及前代诗文的典故和书面成语。有些作品为追求特定效果，几乎句句有经典来历，如《贺雨》。当然，《新乐府》中也有少数作品几乎不使用典故，如《卖炭翁》、《阴山道》、《紫毫笔》。但这样的作品数量极少，不能代表讽谕诗的总体情况。

白居易讽谕诗在语言方面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讽谕诗中口语词的运用。当然了按白居易诗的篇数计算，平均每六篇才出现一例。应当说，这些词语在诗中所起的只是一种点缀作用。但总的来看，讽谕诗使用口语词的情况在整个唐诗中并不算突出，也不如白居易本人在其他诗作中使用得那样普遍。由此可见，讽谕诗在语言上不但完全符合唐代文人诗的一般规范，而且应当说是属于比较古典的。

说到这白居易诗在语言方面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老妪能解”的“浅切”和“俗”了。那么为何白居易的诗在语言方面会如此的“浅切”和“俗”呢？首先，讽谕诗题旨清楚，被作者以各种方式在诗中明确揭示。这是由讽谕诗的创作目的决定的。即便是其中采用比兴寓言手法的作品，其真实旨意也没有被有意遮盖。对于阅读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人们阅读作品总是从整体上着眼，题旨明确，细部即便有一些费解之处也容易被忽略。其次，合于一般书面语规范恰恰是白诗易懂的重要条件。诗由于其形式的特殊性，往往不能不裁剪自然语言，或违拗一般语言习惯。为追求“陌生化”效果，诗人往往还会进一步在语言上拆解创新，进行各种试验。韩愈一派险怪诗风，在白居易之前就在从事这种试验。例如同样是政治诗，题旨也基本清楚，但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就比讽谕诗难读得多。显然，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有意反诸其道，向另一方向寻求创新，句子尽可能平易，与一般书面语保持更多一致。另一方面，合于书面语规范当然也意味着避免过于随意的口语化表达，口语词的选用应十分慎重。具体来说，就是要选择那些与书面表达基本一致、最容易融入书面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而不是单纯为追求新奇效果特意选择那些与书面语迥然不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再有，言事真切、议论实在则是作品获得广泛共鸣的内在保证。讽谕诗所言大量时事是当时人最为熟悉、最容易引发关注的。客观地说，讽谕诗中写得好、最为流行的也是一些叙事十分成功的作品，如《买花》、《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等。 然而，一旦把俗的标签给了白居易，一方面俗的所指相对缩小，其他诗人与白居易相比，即便同样浅切易懂，同样有某些俗的特征，但只要在蕴藉程度、铺张程度上有所区别，就不再被目为俗。另一方面，白诗的其他特点乃至实际面貌都被一个俗字弄模糊了，俗的具体所


指当然也就含混不清。于是，这种俗被漫画化、老妪能解的故事被杜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三点就是白居易诗在语言方面的具体应用的特点了，可见古人诗词在语言应用方面也相当具有高深造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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