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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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作者： 刘兴林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 2013年第3期



项羽是一位盖世英雄，在秦汉之际的政治舞台上仅仅活动了八个年头，兵败自杀时年仅三十二岁。司马迁考察项羽短暂而非凡的人生，深为项羽的英雄色彩和悲剧性格所感动，全神贯注地刻画了项羽的形象。

《史记·项羽本纪》以“勇”字贯穿始末，“勇”是项羽的基本特点。以灭秦为界，将项羽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描写。前期写他以一己之勇带动天下人之勇，推翻暴秦的统治；后期写他以一己之勇征服天下之勇，结束自己的统治。作品将刻画项羽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和揭示项羽悲剧性格的教训有机地结合起来，项羽的形象不仅极为鲜明生动，而且还意蕴深厚，令人仰慕叹惋，发人无穷深思。

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说：“八千人渡江而西，忽化而为二万，六七万，数十万，忽化而为八百余人，百余人，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兴也，如江涌；其亡也，如雪消。令人三叹。”这些数字的变化，说明项羽的神勇在前后两个时期的价值区别。前一个“忽化”说明项羽的神勇不断升值，风云际会，蓬勃兴起；后一个“忽化”说明项羽的神勇不断贬值，众叛亲离，倏然灭亡。

《鸿门宴》中樊哙指责项羽是“亡秦之续耳”，指出了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史记》中两次引用贾谊的《过秦论》，其上篇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作结，中篇指出“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当反秦斗争结束之后，项羽分封诸侯之时，实际上就是“守天下”的开始。项羽缺乏一统天下的政治眼光，不懂“逆取而顺守”的道理，一味迷信于自己的神勇善战，满足于做一个西楚霸王，分封未毕，旋即征讨。文末的论赞明确反对“以力征经营天下”，可见《项羽本纪》的主题与《秦始皇本纪》颇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项羽形象中表现出了反暴英雄令人崇敬和同情的一面。

《项羽本纪》写作上独具匠心，代表了《史记》传记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

首先是选材精当，详略分明。第三节文字最为精彩。《项羽本纪》基于对历史本身的深刻认识，选材十分精当，能够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项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经历大事颇多，战阵就有七十多次。全面铺开，则显得庞杂。司马迁确认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大事件在项羽一生中极为关键，于是截取这三个重要的横断面，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再现项羽威猛刚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的壮烈形象，项羽的品格、气质、才识、胆略、武艺等，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他史实穿插其间，补充前因后果，丰富了项羽的完整形象。

其次是在矛盾冲突中展示项羽的英雄本色。钜鹿之战是起义军与秦朝主力军之间的战略大决战，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义军与秦军之间的殊死斗争是主要矛盾，秦朝君臣之间，率军将领与用事权臣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楚军君臣之间，主帅与其他将领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作为反秦的战略家，必须具有目无强秦的伟大气魄和正确无误的战略部署。项羽诛杀宋义，排除阻碍反秦斗争的羁绊，解决内部矛盾；随而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军二万渡河救赵，安定钜鹿城中义军的军心。然后破釜沉舟，大举进军，采用反包围，消灭钜鹿城下的王离军，解除钜鹿之围，随后围歼秦军，迫使章邯投降，秦军随之土崩瓦解。

“鸿门宴”是反秦斗争结束而楚汉之争即将开始时项羽、刘邦两大集团之间的一次交锋，楚汉之争上升为主要矛盾。鸿门宴是楚汉之争的序幕。曹无伤告密，项伯说和并庇护刘邦，分


别是刘邦、项羽两大集团的内部矛盾，都是次要矛盾。曹无伤告密激化了主要矛盾，而项伯说和并庇护刘邦，加之樊哙闯帐，怒责项羽，则缓和了主要矛盾。鸿门宴上的刀光剑影，意味着项羽集团的内部矛盾冲淡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鸿门宴的矛盾冲突与转化，展示出项羽重感情、少城府、憨厚宽容的性格，同时暴露出项羽缺乏政治远见和优柔寡断的一面。项羽斩会稽守之头，斩上将军宋义之头，破釜沉舟救钜鹿，何等刚决果断！但面对并肩作战的刘邦，他却当断不断，不忍下手。宴前当击不击，宴中可杀不杀，宴后宜追不追，而刘邦及其随从刚柔相济，全身而退。鸿门宴通过双方斗智斗勇，刻画出项羽和刘邦性格的差异、见识的高低，从而揭示出汉兴楚败的必然趋势。

垓下之围的矛盾冲突表现为项羽陷于“两难”境地之中的生死抉择。类似的情形刘邦曾多次遭遇，却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项羽也有突围逃生、卷土重来的机会，但他突围而不逃生，只是要显示“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突围又复聚，“乃欲东渡乌江”，尚未彻底放弃卷土重来的希望。当乌江亭长劝他急渡的时候，他反而决意不渡。无面目复见江东父老，独愧于心，一个“愧”字使他彻底放弃了逃生的欲念。生得惭愧，死得痛快，“两难”的抉择在项羽做来并不困难，即使在最后的时刻，项羽还谈笑风生般地将项上人头赠送故人，显得何等豪迈！如果说钜鹿之战是一曲勇壮的凯歌，那么，垓下之围则是一首壮烈的挽歌。写奏凯的场面容易显示力量，而写失败的结局则容易流于衰飒。垓下之围写得豪气干云，悲壮而不哀戚，殊无衰飒之感。

再次是虚实相间，烘托对比，具有浓厚的小说因素。司马迁对钜鹿之战的战略部署和实施采取正面描写，而对具体的杀敌场面采用侧面描写。在正面描写中，字里行间洋溢着项羽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反秦灭秦的战略决心，完满地表现项羽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于项羽战斗的雄姿和楚军将士奋勇杀敌的情形，则采用侧面烘托。从诸侯军队在壁垒上观战的角度，描摹其“无不人人惴恐”的特殊感受，烘托楚军一以当十的勇猛气势；从诸侯将领入辕门见项羽的角度，描摹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特殊行为，烘托项羽所向无敌的勇圣威风。

钜鹿之战的战场描写侧重于“虚”，鸿门宴的宴会描写则侧重于“实”。诸如宴会坐次排列，范增举玦示意、授计舞剑、撞破玉斗，樊哙持盾闯帐、啖肉饮酒、义责项羽，项羽默然不应，项庄、项伯舞剑，刘邦逃席，张良留谢等，描写细腻传神，情景生动逼真，具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双方人物中，项羽与刘邦、范增与张良、项庄与樊哙、项伯与曹无伤，两两相对，相映成趣，更增戏剧色彩。

垓下之围的描述更是虚实相间。悲歌别姬描写具体，却纯属虚构。以项羽的文化修为“足以记名姓而已”，如何写得出《垓下歌》？清代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之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项羽面临失败并不气馁，陶醉于拔山盖世的勇力，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过失，将失败的原因推向客观时运，歌诗内容完全符合项羽的心理。盖世英雄最终竟无能保护爱姬，从而为项羽的英雄形象刻上浓重的悲剧印记，他的可爱和可悲都在于此。突围搏战是正面实写，既写出了先声夺人、疾如狂飚的战斗风格，也写出了分散聚合、莫不如意的指挥艺术。项羽认为这是一场得意的“快战”，其实是一场最无意义的恶战，它仅仅证明了“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这一实写紧密照应《垓下歌》。项羽缺乏统一和安定天下的政治远见，却分裂天下，称霸诸侯，违背历史的潮流。最后以区区二十八骑为赌注，为自己的失败挽回面子，可谓至死不悟。阴陵田父绐陷大泽，乌江亭长舣船相待，这两个细节并非闲笔。一方面说明项羽有人恨也有人爱，项羽对于人心向背茫然不知；另一方面项羽由此引发“愧于心”的感慨，愧于心即是“知耻”，而知耻是“勇”的前提。迷失道路时寻找逃生之路，而面临逃生之路却决意自杀，晚唐胡曾《咏史诗·乌江》云：“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正所谓“耻辱者，勇之决也”。在天下反秦最需要的时候，他义不容辞地站到历史的前沿，驰骋于铁血纷飞的战场，扫荡暴秦大军；在意识到愧对江东父老的时候，毅然地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这是英雄的本色，也是项羽形象的悲剧意蕴之所在。




刘兴林，海口经济学院教授。责任编校：剑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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