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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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资本主义

然而，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虽然从原始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风俗和禁忌潜在的出现，但关于“自由的城市”中“日常生活”的探索是近期出现的。原始社会中空间组织是按照一定严格程式强制性的推行一系列规范准则来实现的，而与之相对地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传统意义消弱了，约束性常规的逐渐消弱也被视为自由的开始，即“城市之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法则感的自由也陷入了一种悖论。正如杜尔克姆提出的“苦恼”的概念表明，这种自由的状态使个人在人群聚集中陷入病态心理。日常生活的形式内嵌于城市的研究之中，詹姆逊认为，把自由的城市首先作为研究目标的：“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伟大的小说家和诗人们一一最突出的有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还有狄更斯和后来的左拉及德莱赛一一首先开始了对近代城市中日常生活的研究，这种研究在诸如乔治西梅尔（Georg.siminel）这样的理论家的著作中达到高峰（后来还有瓦尔特本杰明，他专论过波德莱尔）。”

随着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日常生活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在胡塞尔对“现象学”内在的理解上由阿尔弗莱德舒茨（Alfredschutz）提出进一步完善现象学社会学。阿尔弗莱德舒茨基于胡塞尔的著作，提出了要把社会的各种制度看作正在构成的过程来描绘。“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社会制度一一例如一项法律或是某种权力或权威一一因此当社会科学家们为我们描绘出这些东西时，就已经是'物化'了。”很明显地，权威之下的描绘过程展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驯化图景。

还有一种不入流的研究方法也纳入到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之中，这一方法称为民俗研究方法，与上述现象学社会学不同的是，这种方法它是围绕口头讲述为主要途径，通过参与者的参与进程来研究社会过程，包括对窘迫感、犹豫以及其他现象的特殊情况的研究。由于这一学派具有的文学性，在讲述方面缺少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制度统计数式的研究。因为在“现实感的社会构成”中突出强调“讲述”手段，这就必然使语言问题纳入其中，由此，以符号学为桥梁构建起了对当代日常生活的符号意义解读。正是这一意义上，社会过程成为一整套符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阅读这些过程和“制度”的符号。

尽管多种针对日常生活的传统研究方法丰富和扩充了研究资料，但反观这些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理论中都缺乏把日常生活作为异化了的对象来加以考察。这一思维方式的指导之下，也就缺少了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形式来考察日常生活的体验。也正受这一系列主题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中诸多著作展现了这一方面，而这一主题或研究对象在法兰克福学派中被视作“文化工业”现象的研究。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形象和符号的商品化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逐渐呈现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新的研究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在此意义上，当代人对当代社会的独特性发出一系列追问，关于当前是否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即“后工业社会（贝尔）”、“消费者社会（鲍曼）”等这样的名称。




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这一问题掀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代表性的人物丹尼尔贝尔认为，在新的社会形式里，“消费者社会”内涵着与“劳动者社会”的彻底决裂，马克思关于经济的优先地位巳经难适其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谓经济或下层建筑的“最终的决定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转变为文化、政治以及通讯交流等新的“支配因素”。

实际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的广泛思想引领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埋没了人们对古典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新形式的关注。与此同时，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所创建的政治理论则是文化型革命的代名词，而这场革命的发动者不是无产阶级，是学生、处于边缘的群体以及黑人等。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对于唤醒人们革命意识以及政治主体性地位有着巨大作用，但法兰克福学派除马尔库塞以外的理论家，对这一运动过程却持悲观的态度，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化的巨大扩展过程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就是这一渗透过程中，文化的“一维化”现象日趋明显。文化的“一维化”意味着一种以批判的、拒绝的、反抗的否定性力量的逐渐削弱，而表现出来的文化即是肯定的、赞美的、媚俗的文化形态。

詹姆逊认为，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研究与德波的《景观社会》并列起来阐释，就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宏观和微观方面。商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而在当代社会，商品转变为形象，日常生活充斥的物质商品转变为一系列的形象、假象的聚合，消费者不再追求商品（物）本身的消费,而只消费商品的形象。当代社会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形象的诱惑和引导，使人们逐渐陷入一种物质极大丰富的“乌托邦”幻想之中。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中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逆其道而行之，他们把“乌托邦式冲动”的欲望理解为一种革命性力量，企图唤醒人们内心深处无法满足的愿望的冲动，釆取一种激进的革命来改变世界。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大多理论家持悲观失望的态度，甚至他们把当代社会陷入商品逻辑之中的社会现象归因于乌托邦冲动的干涸。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当代社会即使存在欲望和冲动，也是反传统文化之下的伦理观的瓦解，以及受到形象符号的资本逻辑下的消费的冲动和欲望,而这种欲望却不具有理论上的颠覆性，马尔库塞称为“隐抑性非升华”。

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日常生活的美学意识形态的研究展现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也为詹姆逊后来把文化作为象征性行为，以及把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逻辑归为文化主导，还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设想统一起来提供了深厚的理论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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