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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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的“关系”研究

作者：费春宏

来源：《商业经济》 2010年第10期



乡土中国的“关系”研究

——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费春宏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关系”意味着要想在中国这个社会很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能够熟练灵活地掌握“关系”资源与资本；这不是“术”，不是后天习得的技巧，而是在五千年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酝酿熏陶并逐渐成熟内化的。这也是中国本土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向下看”；二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向上看”，采用第二种视角，则可以站在社会生活本身来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在某种情感下，“关系”可以产生具有生产力的作用，同样，就可以成为一种潜规则，对社会进步带来伤害。

[关键词] 乡土中国；关系研究；有感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B

笔者在确立题目之前曾经仔细考虑过到底是用“乡土中国‘关系’道”好一些，还是“乡土中国‘关系’术”好一些，经过再三思考后终于还是确定了这个题目。至于“道”与“术”的争辩，“术”似乎更偏向技巧而非本源，反之，用“道”可以更好地表达本土心理学家们对中国人深谙关系原则的认同。古语云：王道、天道，可见“道”有内生的、本源的、正统的涵义，说中国人深谙“关系”道意味着他们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即要想在中国这个社会很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能够熟练灵活地掌握“关系”资源与资本；这不是“术”，不是后天习得的技巧，而是在五千年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酝酿熏陶并逐渐成熟内化的。这也是中国本土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

一、进入调查现场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向下看”；二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向上看”，采用了第二种视角，即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

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讲，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入场”，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作者将中国的行政区划比喻为“诸侯王宫”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处都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进”的告示。如何才能既悄然无声地“入场”，又安然无恙地保存“现场”呢？与其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不如采取一条非正式的入场途径：启用亲友关系网络。这个办法是我们中国人最为熟悉并习惯的，但作者的朋友有限，单凭他们所提供的“关系网”，能否自如地进入调查现场呢？这个问题用一句话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即“亲戚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这就是乡土中国“关系”道的表现。


为了更清晰地表达笔者两次入豫所动用的人力资源，以及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笔者用图1简要地展示了此书的关系结构图。如图所示：

┃D:\金英\插图\L-03.JPG┃

作者通过大学同学这一唯一资源广泛地建立起了他的关系网，勿庸讳言，处于关系网中的每一个人都对这次田野调查起到了莫大的帮助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从此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汤小平”处于关键的转折位置上，作者正是通过他才得以顺利地进入调查现场。而此人当时在开封党校任教，作者突然意识到中国的党校是一个十分完备的系统，这个系统同时还是当地“社会关系网”的一个重要“纽结”。

二、乡土熟人社会

笔者本想利用延伸到村落的亲友关系而进入调查现场，是村民把调查者当作“自家人”的唯一途径。村民社会在费孝通那里就是熟人社会，是个有着亲疏远近区别的社会，是个有着许多忌讳与防范的社会。只有凭借亲友关系才能进入这样的调查现场，也只有进入村民认可的亲

友关系网络，才能尽可能地保持调查现场。但即使这样，还是产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由于计划生育与农民负担是引发农村社会干群关系紧张的两大基本原因。笔者本想通过“私人关系”进行“微服私访”，但没想到还是让乡镇官员知道了。某日下午三时，作者正在老刘家调查家庭状况时，老刘神色慌张地跑进屋来，说乡里干部要找他谈话，随后进来一位干部一脸严肃地问道：“你们是不是上头派来调查的，还是焦点访谈的记者？”更没想到的是，门外还停了一辆警车，仿佛要把作者一干人等抓回派出所审讯的架势！头一次遭遇如此紧急状况，作者还不知应该如何应对之时，陪同的汤小平已用他独特的方式把这些人“镇”住了，他列数县委、县政府官员的名单，并且明确示意说，这些官员不仅是他的学生且交易甚厚。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用这层关系吓唬这些中国政权最末位的官吏，的确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在遭遇了“前车之鉴”后，作者以后每走访农户，都事先跟当地的村支书打好招呼，并在开封党校开了介绍信以作为进入各级政府官员“封地”的“护身符”。

三、农民工外出关系

6月1日，作者来到小靳庄访谈，谈到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情况时，村支书说到，由于本村没有集体企业，也没有个体私营企业，所以当地青壮年劳动力都大量流向外地打工。他们村子主要靠村民李的关系，李的一个叔叔参军时的战友复员以后在北京某建筑公司工作，李的叔叔先到北京，经其介绍在工程公司打工，站稳脚跟后，又将其儿子与侄子也带到了那里，以后拖亲带故，全村有40余人都入京打工了。这种通过乡村熟人关系外出打工的现象，翟学伟也曾研究过。社会关系网络将一个个体的流动看成是他通过其所在建立的社会网络来实现的，该理论不强调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属性(如性别、身份、阶层等)，而是强调一个个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优越位置，及所能获得的促使其流动的资源在哪里。翟学伟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的人相信，个人求职首先是求人，求不到人就求不到好工作。但中国社会中的信息有真有假，可靠的信息往往来自个人之间的信任，不可靠的信息往往是社会发布的。在中国，可靠的信息就在内群体之中，所以中国的农民工所获得的信息多是来自于内群体中的重复信息而获得的信任。由此造就了中国都市里的一支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大军，出现了一个个“漂浮在城市中的村庄”的奇特景观，致使中国的农民工“处处不是家”的同时又“处处都是家”。

四、“能人”与模范村

当前，中国的分层研究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把农民划分为一个阶层，但农民内部也是存在差异的，在农民中也有一些“乡村精英”趁改革开放之机利用“关系”在发家致富中占据了优


先地位。在论及本村谁最富的时候，老刘谈到了这位富户的哥哥在早年通过上大学的途径而在城里当了官，这位富户随后就靠城市里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而搞起了粮食买卖的生意发了财。而缺乏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的村民，单凭自己的努力，是难以在工商领域内发迹的。

笔者在探讨“能人”现象时，总结了出任村支书必须具备的3个条件：一是下有家族势力的支持，二是上有乡政府的支持，三是个人的能力。笔者认为第一、第二个条件均可以归为乡土中国的“关系”范围。而一旦“能人”成功了，他的子孙们也会连带着“飞黄腾达”，在访问农民企业家蔡化幸时，就印证了此观点。他成功地创办了村集体企业——光华鞋帽公司，他的儿子们均未考上大学而自费读了大专或通过当兵专业而被安排到了省市各政府机关工作，小儿子更是在大学还没毕业之际就已经安排好了以后的出路：任县长秘书。

五、跑官、买官与潜规则

处于乡土中的人们擅于利用血缘与情感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这种源于村落文化的人情关系侵入到地方政治与法律过程，地方官员处于各自的亲友人情关系网络之内，在作者看来，这是地方政治过程腐败的文化原因。处于关系网中的人情往来，从村落文化看是习以为常的礼俗，但在现代政治的眼中就是成了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在孙立平看来，这种结构性腐败还遵循着它独有的一些“潜规则”。农民上门托人办事，手里总拎点礼物，当官的不收下，农民就放心不下，认为你不会帮他这个忙。谁都处于人情关系网络之中，谁也摆脱不了这个网络，谁都得遵守这个网络内的行为关系准则。利用私人关系网络中的“礼尚往来”原则处理组织人事关系，势必会发生“跑官”、“买官”的现象。跑官是为了联络感情，但你总不会两手空空的去，于是，在见礼与贿赂之间实在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正如《红楼梦》里的小沙弥告诉贾雨村的“护官符”一样，在中原大地的官场上也流传着一些“升官图”。例如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跑部(步)钱(前)进”、“有礼(理)走遍天下”、“得不到好处不办事，好处不大不使劲”的现象。作者在河南实地考察时所得的民间顺口溜可以为证：

“股级升副科，得花八千多；副科升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到副县，得花三五万；副县到正县，也得七八万。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不跑不送，降级使用。”

“跑官、买官、要官”往往成为同级竞争者竞逐上层少量职位空缺的隐秘手段与方法。这些隐秘手段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即乡村礼俗社会文化的交往互惠方式。吴思把它称作

“潜规则”，在法治背景下，它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

[参 考 文 献]

[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吴思.潜规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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