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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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作为唐代著名的教育家，韩愈提倡尊师重道。他曾在35岁、39岁、40岁、45岁时四次任教，53岁时任过国子祭酒，即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和国立大学校长。他不仅亲自授徒讲学，还通过通信、交游、个别辅导等形式指导后学。他总结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留给后人的有《师说》、《进学解》、《示儿》、《符读书城南》等影响深远的专门论述教育的诗文。



《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首篇专门论述教师的名作，从师与道、道与业、师与生等各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教师问题，提出了卓越的见解。



他首先论述了师与道的关系。儒家的道统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道要靠教师来传递，传道须有师，卫道必须先尊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教师必须有“道”可传，如果无道可传，便无师可做，而师不成师了。师与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



其次，论述了道与业的关系。韩愈所谓的道，是指儒家仁义之道；所谓业，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道是儒家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业是儒家经书，是载道的工具。道与业二者之中，道为重，业为次。他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可见授书习句读是小学，不传道是大遗了。所以他认为教师的首要任务是传道，次要任务是授业。道在先，业在后，道比业更重要，而业是为道服务的。传道和授业是教师最主要的任务，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还有许多疑惑之处需要教师去解释，解惑就是教师的第三个任务。解惑是解释道和业中的惑，并不是离开道和业去解其他无关的惑。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包含了丰富的意义：首先，表明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其次，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授)业”，扩大到“传道”、“解惑”，这是对教师作用的全面而崭新的界定。这里的“师”并非指各级官府的学校教师，也不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老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方面是师与生的关系。韩愈认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传道”与“授业”。因此，师与生的关系，就是以“道”与“业”来衡量的。谁先有“道”，谁就是教师；谁有专“业”学问，谁就是教师。教师不应受什么年龄、地位、资格等限制。他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句话反映了道德知识积累和教学的客观规律：闻“道”在先，以“先觉觉后觉”；攻有专“业”，以“先知传后知”。这句话冲破了汉代重师法家法的旧框框，解除了“弟子必不如师”、“师必贤于弟子”的旧教条，提出了为师的新标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一种卓越的见解，这句话还包含“相互为师”的观念，含有“能者为师”和“教学相长”的意思，比《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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