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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 1898年11月22日),卒于1948年8月12日。原籍浙江绍兴。因三代人定居扬州,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美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抗日战胜利后,积极支持昆明学生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7月,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1946年10月,他从四川回到北平,11月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1948年6月18日,他身患重病,仍签名《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8月12日11时40分,病逝于北平,享年51岁。毛泽东曾称赞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的文学风格
一、善感
朱自清是一个感性十分敏锐又能潜心沉思的人。敏感的天性,时常给他带来生命异常脆弱的心理感受,从而陷入低徊中。善感使得朱自清的内心世界异常丰富也难以平静,经常陷入深深的哀感中难以自禁。抒写自我所受的心灵伤害,表达自己的低徊情绪,朱自清的一类作品显示了“五四”青春文学的心理特质。
朱自清还对他人的生命境遇感受敏锐。这既体现了他的人道情怀,同时也给他的心灵带来沉重的负担。《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中,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被兄嫂以七毛钱的价格卖给一个银匠店里的伙计,他不禁感慨万千。朱自清推想她兄嫂卖她时的情景,设想她将来还可能再被卖作丫头、卖作妾、卖入妓院的命运,不仅感叹:
“唉!七毛钱竟买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躯竟抵不上区区七个小银元么!生命真太贱了!生命真太贱了!”“因此想到自己的孩子的运命,真有点胆寒!钱世界里的生命市场存在一日,都是我们孩子的危险!都是我们孩子的侮辱!”(《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第一次枪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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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足见司令者……”(《执政府的屠杀记》)
朱自清对自我生命境遇和他人生命境遇都非常敏感。无论是自我的某一具体遭际,还是时光流逝这样的人生感受;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生命遭践踏的行为,还是专制政府的暴政,都让朱自清感到生命的沉重。
二、承担
朱自清的一部分作品承担起了批判社会丑恶的责任。一方面通过批判社会丑恶来反抗敌意力量对生命的压抑,另一方面,朱自清又通过在艺术体验中重构伦理关系来整合自我人格、安置自我生命。[1]朱自清最擅长抒写的是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的伦理感情。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散文《背影》、《给亡妇》、《我所见的叶圣陶》、《冬天》等。
在《论别人》里,朱自清在肯定五四时代个人解放的同时,强调了个人对于家庭、社会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和责任,认为人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也应该为别人活着。在《论诚意》中,朱自清同样表明这样的观点。“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算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
名篇《背影》中记取的是父亲的深情关爱,记取的是父亲过铁道为“我”买桔子的朴素背影:“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背影》)
三、隐逸(叛逃)
以责任自担的方式重建亲密的人伦关系,这既给朱自清带来心安的感觉,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不堪重负的心理压力。对生之残酷的敏锐感受,对伦理责任的自觉承担,使得朱自清在独处的时候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逃开这一切,去寻找精神上的隐逸之所。他或隐于对自然美的感受中,或隐于对女性美的感性想象中,或者就干脆寓女性想象于自然感受中,从而缓解心理的压力。散文《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歌声》,诗歌《细雨》等便是这方面的名篇。
散文《荷塘月色》便是作家在月夜所作的一次精神隐逸。“我”因为“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便暂时离开妻儿,独自出门散步。这里,妻儿构成的人伦世界,尽管和谐温存,给“我”精神安慰,但它毕竟代表现实的世界,联系着人生的种种责任与烦恼。所以,“我”需要暂时的精神逃逸来缓解心灵压力。这荷香月色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在朱自清自由的精神漫游中,它成了作家暂时的心灵休憩之所,慰藉着作家由现实牵扯而产生的精神困顿。
朱自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们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们的精神避难所。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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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画图,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
他一生处于“入世”与“出生”的思想矛盾之中,而1927年的政治动乱与白色恐怖,使他的这种思想矛盾趋于激化,而陷于巨大的精神痛苦,因此他实现了一次进入“象牙之塔”的思想转折与精神叛逃。但同时他在精神上又苦苦坚守着自我道德人格的精神家园。他必须找一个超凡脱俗的“静”处,去思考与确认他精神的自我。《荷塘月色》就是非常时期的朱自清灵魂挣扎的一面镜子。
“好用女性意象”描摹自然风物,使得自然风物在宁静中透出勃勃生机,也泄漏出作家对女性的“意恋”情结。[8]这里,自然风物的美与作家因内心舒解和欲念在想象中的满足所产生的安宁感相契合,达到了物与神游的境界。自然与女性的感性之美,慰藉着作家心灵,成为朱自清的精神隐逸之乡。精神隐逸的需求,联系着感觉能力的解放,点化了朱自清笔下的许多自然风物,成就了其写景散文细腻柔美、感性丰富的风格特征。
敏锐善感的心理特质,使得朱自清经常产生生命不堪重负的感觉,不免陷入低徊的情绪中。但是平正的理性又不许他陷入颓唐。于是,朱自清便从现实批判和伦理承担两方面来直面人生的沉重。现实批判,展示了朱自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在伦理关系重建中建构父子、夫妻、朋友的亲密关系,一日三省自己的过失,朱自清又在转换儒家文化合理内核中寻找到心灵安置之所,也实现了自我道德人格的升华。但以自我克制来重建伦理关系,朱自清有时不免又产生另一种不堪重负的心理压力,因而时常隐逸到自然之美和女性想象中舒展自己的心灵。朱自清的创作展示了一类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也成就了其散文风格的多样性
散文《那里走》作毕于1928年2月7日。此作朱自清对自我进行坦白的解剖,并坦白自己在1927年国内政坛剧烈变动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抉择。首先,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沦肌浃髓”的 Petty Bourqeoisie(小布尔乔亚),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的方式都是的,故此,“在歧路前,我只有彷徨罢了”。其次,他申述心志,“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他既不参加“革命”也不“反革命”,而选择第三条道路:“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那(哪)一条呢?……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即钻进国学、研究学问的道路。这两点突出地表明朱自清承继中国儒学思想传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大夫情结,不趋炎附势而独善其身,是他在苦闷彷徨之际道德人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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