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文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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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我挨过了半生。这本选集中的《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那时留下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这本选集，并要我写个后记。我感到为难。面对自己三十年代的旧作，该说些什么呢？我想，把它们拿到今天来看，必然有许多缺陷和谬误，因为它们都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在《日出》中，我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我深切地感到，这个社会没有阳光，需要阳光，向往着“日出东来，满天的火红……”，但是，那里是太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得而知。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



可是在我的这些作品里，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人物，甚至连象征光明的人既没有在舞台上露过面（只是在《日出》中，作为一种暗示，安排了幕后工人唱的《打夯歌》）。观众（读者）看到的只有残暴的、丑恶的、虚伪的金八、潘四、周朴园、曾皓……，和腐朽的、寄生的周萍、曾文清、陈白露……之类的人物。对另一些人像方达生、愫芳、瑞贞等我是寄予了同情，我希望他们能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棺材。但是，路在哪里？我非常渺茫。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

所以说，这些剧本，只是让人感到腐朽的恶势力必然将死去，而且非埋葬不可。他们自然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上的苦闷、徘徊以至犹豫，因此它们就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指出活着的人的生路（这大约也是那个时期不少作品的通病）；其所以在今天还能存在的仅有的一些理由，无非是在于他们记载和暴露了黑暗、丑恶的旧社会，如此而已。



即使这样，如今重印这个选集，却总还为我带来一些不安，我唯愿读者们认真地、批判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他们。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原载《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我对于旧社会的罪恶是深恶痛疾的。爱憎之心虽然强烈，却从不能客观地分析社会的现象，把罪恶的根源追究个明白，我不惯于在思想上做功夫，我写戏很用心，而追求思想的意义就不恳切。我时常自足于“大致不差”的道理，譬如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暴露它；人是不该剥削人的，我就恶恶地咒骂一顿。其实，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实际写作中时常被我歪曲，有时还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蔽了自己，今日看来，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雷雨》中的周朴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他压迫的人们。当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致不差”的。但在写作中，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入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的毁灭。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涵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你若想做一个人民的作家，你就要遵从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你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是非观点写作，你就未必能表现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人民便会鄙弃你、冷淡你。思想有阶级性，感情也有阶级性。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来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我在《雷雨》里就卖过一次狗皮膏药，很得意地抬出一个叫鲁大海的工人。那是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自不必说。我把他放在一串怪诞的穿插中，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为着故事，使他跳进跳出，丧失了他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变成那样奇特的人物。他只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像写我自己，那如何使人看得下去？

（原载《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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