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彻底边缘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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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彻底边缘的大学教授

许子东简历

1982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六年后被提升为副教授，是当时全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80年代以《郁达夫新论》一书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89年应邀到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鲁思研究员(Luce Fellow)，次年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应聘到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书，现为岭南大学终身教授。

2000年开始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担任“锵锵三人行”节目嘉宾。 在维多利亚海边的洲际酒店，见到了荧屏外的许子东。身形比电视上看起来高大，说话却和往昔一样风趣。

作为学者，生在浙江，长在上海的许子东，1990年代初来到香港，在岭南大学任教。从校园到校园，他没有感受到适应的障碍，更何况，香港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关系密切，作风也类似。但他对香港文化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将香港主流文化比喻成跑马文化，娱乐、金钱、法律，三者缺一不可。

从他的叙述中，也许我们可以窥见一丝大陆出身的学人在香港学界发展的端倪。

我的正职还是教书，做研究，偶尔抽一点时间去做电视客串，不到我工作时间的1/4。至于为什么要做，开始的时候只是玩玩，梁文道拉我去，说有外快，因为香港这个地方总是缺钱花。大学里面的收入虽然很高，但都计划好了，而客串的收入是额外的。

另外，像我们在外面教书，有很多好处，比如学术规则比较正常，但也有缺陷。对于我来说，做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在香港，会觉得跟国内的情况有


点脱节，有人批评我们不接地气，对新东西来不及反应。特别是90年代的中国，变化非常快。

我心里有两重遗憾，第一，对国内最新的情况不了解，心中不踏实;第二，我在国外学了十八般武艺，有很多看法，但是传达不进去。我可以写文章，写论文发表在国内的杂志上，但要很长时间，而且范围也很小。

现在我想到两个方法弥补，一个是常去讲课，在华东师范大学兼职，也是复旦的兼职研究员，这样可以和内地的学生有交流，对研究很有帮助;第二个就是做电视，表面上看好像是我在输出，但因为要输出就必须留心各种报纸、网络，这也是很好的途径。

很多学者做研究也写散文，把对生活的感悟理解写进去。我不会写散文，现在就把电视当作我的散文，目的是保证我研究的纯粹性，有足够的机会来宣泄我平常的感受，讲完就完了，牢骚发完就完了，研究的心就可以定了。

很多人误解，以为我转型了，其实不是，我是很不“忧国忧民”的。我认为要忧国忧民、读书人应该靠学术研究，长久来说这个才是有用的。做电视的好处，简单的说，让我多了个跟国内的民生国情沟通的渠道，另外使我在研究和事态间找到一个平衡。这一切还得感谢香港这个环境，在上海、北京不一定能做得到。

香港的大学和香港的社会没什么关系，它和美国大学的关系近过和香港跑马场、主流社会的关系。如果在香港的大学教书的话，你可以完全不听红,体育馆的演唱会，但是你必须读哈佛学术期刊。如果每年不参加美国的学术会议，那你就会out!你和英语学术界的关系要远胜于和香港社会的关系。

香港的学术界基本是英语学术圈的一部分，大学顾问委员会的名单，都是英国、澳洲、美国等学校的教授，在潜意识里排斥大陆。它很想保持在英语世界的地位，不愿意进入华语世界。我想这点是香港学界的共识。


我赞成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但负作用在于，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例，强调英文和汉学界，不重视内地中文研究的成果。比如，发表文章，如果发表在美国的汉学杂志，就是很大的学术成绩，可以得5分;其次发表在台湾的《清华学报》上，那也可以认可，2分;但是如果你发在大陆的任何一家杂志上，半分都不算，不管你的文章质量。

这是个具体现象，但是背后反映出香港学界有意无意地想保留在英语学术圈的地位，而不愿意简单纳入中国学术圈，这个行为本身有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目前香港学术界的尴尬在于，面临着英语学术圈和中国文化圈两个同心圆，和英语文化圈，以学术规则维系;中华文化圈，则以人伦精神、国家民族认同维系。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交集，是一个问题。

我现在是彻底的边缘化，没有什么认同。你说我是香港人，也不能算，在这里一辈子，别人也不认同，从身型上看，就不是广东人，他们都称为北方人，广东话怎么讲都有口音。你说你是大陆人也不能算，你又不在大陆工作，连身份都没有，而且很多价值观念你也不认同，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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