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经学化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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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朝儒学在汉武帝、董仲舒的弘扬、改造下，以经学化的表现形式，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经”由最初的“六经”不断发展，大兴于汉武帝后。今文经与古文经在诸多方面有重大分歧，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为消长的过程。

关键词：经学 今文经 古文经 互为消长

董仲舒的“三人天策”，独尊儒术，满足了汉武帝在先辈六七十年休养生息所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之上，变垂拱无为的寡欲政治为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变约法省禁为王霸双管齐下，变轻徭薄赋为“赋敛繁多，律外而取”的理论需求，正中武帝下怀，因此得以迅速推行。汉武帝、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一系列精心的鼓吹、改造，使得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其表现形式，是儒学的经学化。“经”的本义，乃“编丝缀属之称„„以简帛为书，亦编丝缀属也”。[1]盖经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引伸之则为组织之„„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2]

春秋战国时代，文字记载于竹木简上，典籍以牛皮绳贯穿竹简而成，如同织物之经，于是一些权威的开创学派的诸子文献便分别被其后学统称为“经”。除“儒经”以外，墨有《墨经》，道有《道经》，法有《法经》，医有《医经》，天文有《星经》。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地位高于众学，儒家典籍“五经”成为治国之“法”、人伦之“常”，“经”变从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最开始，经的内容仅限于孔子删定的“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到东汉后又增加《孝经》、《论语》，合称“七经”。隋唐时，“三礼”并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析出（《左传》、《公羊》、《谷梁》），再加上古时的训诂词典《尔雅》，合称“十二经”；唐代以后，《孟子》升格，形成了传、注、说、记、疏、笺、证、正义等一整套阐释儒经的学术体例，以及一些列相应严密的学术规范，可以说能与西方文化中的《圣经》学术史匹敌。

经学，便是历代讯解和阐发儒家经书之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孔门高足子夏。相传，孔子删定六经，作为讲学授徒的教材。后来其众弟子散居四方，各立门户，祖述先师之学。但是，他们所传之经学，大多亡佚不可考，唯有子夏有经传于世。“孔子弟子，唯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3]经学的大兴，是在汉武帝之后。“经学”一语，首见于《汉书??宽传》：“（宽）见上，语经学。上从之。”故清人皮锡瑞断言：“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4]汉武帝废秦代所立之其他各家博士，专立儒家《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经》五经博士。又建立官学，弘扬儒术。经学可以“通古今”、“一天人”，在西汉至清代间成为地道的经院哲学，人们说话著文，行为处世，都要循古宗经，对之深信不疑。士子想做官，唯有攻经独门路可走。即使有所创意，阐发新论，也只能依傍经典，托于注疏之中。在汉代，经学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尤为深刻，史上有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篇作谏书”，正所谓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武帝以后，经学被推崇为统一天下思想的官方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学术的总渊薮。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发生分化，出现了延续2000年的经今文与经古文之争。所谓今文经，是指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写下的经典。秦始皇焚书，将民间的诗、书、百家语等焚烧殆尽。秦亡时，项羽一炬，又使秦宫所藏典籍蒙受重大损失。战国秦代以来的经生们凭记忆背诵，口耳相授，并以当时流行的隶书文字抄写，形成了“今文经”。上述学官博士们所教授的五经都是今文经。所谓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通行的古文大篆写下的经典。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搜求到一批“先秦旧书”，有《周官》、《礼记》、《礼》、《尚书》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拆除孔子后代住宅，从墙壁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


数十篇；至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秘书，发现并整理《周礼》、《尚书》、《左传》等一批古书。这些古书均用先秦古籀文写成，篇章内容也与当时流行的隶书今文经不同，故称“古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所据典籍版本的文字不同；研究今文经、古文经的两派学者在学术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的原则、方法方面，也存在如下重大分歧：

1.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不同。今文经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六经寄托了孔子的政治理想，体现了孔子“托古改制”的目的。因此今文经学家十分重视从六经的“微言大义”中去探求、发现治国安邦的道理。古文经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史学家、教育家，六经并非始于孔子，孔子只是对其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传给后人。2.学术取向不同。今文学家以专讲“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为学说的核心，其视角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着重发觉经文背后的含义。而古文家则以记载古代礼仪的《周礼》为学说的核心，其视角是历史的，将文字训诂，究命典章制度，着重探讨经文本义。前者主张合时代，后者主张复古。3.在学术源流上，今文经学讲求“师法”。“师法者，鲁丕所谓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几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意是也。”[5]他们斥古文家不溯学术之源，古文经传均为刘歆伪造，“毁师法，令学士疑惑。”[6]古文经则讲求“家法”。“家法者，范晔所谓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是也。”[7]他们斥责今文家保守秦火之残缺。4.在学风上，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好尚，大讲阴阳五行、符瑞灾异、谶纬迷信，学风活泼，但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却常常失于繁琐。5.两派都崇尚三代，但对具体制度，解释各异。今文家认为，三代封建，分五服三等，王畿内封国，天子五年一巡狩，有太庙，无名堂，无世卿，有选举，三公为司徒、司马、司空。古文家却认为三代封建分九服五等，王畿内不分封国，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无太庙，有明堂，有世卿，无选举，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至于对经文中某一篇章，某一问题的看法，两派观点也往往尖锐对立。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对古文经学占有压倒优势。武帝所立《易》博士孟喜、梁丘贺，《书》博士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诗》博士申培、?固生、韩婴，《礼》博士戴德、戴圣、庆普，《春秋》博士颜安乐、严彭祖，14人均为今文经学家。在今文诸经中，《春秋公羊传》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武帝需要利用它来阐发孔子“大一统”之精义，为自己的专制集权多欲政治，扫清思想障碍。从学术方面看，董仲舒及其同学胡母生对《公羊传》的深入研究，将其经义系统化、神圣化，也是它地位特出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在武帝时代的儒学独尊，归根结底是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独尊。 古文经学的崛起，始于西汉末年哀帝时期间。刘歆倡古文经最力，格外推崇《周礼》《春秋左传》，但一直未获朝廷认可，被斥责为“改乱旧章”。王莽改制以《周礼》为本，故古文经学自王莽摄政后扶摇直上，在“今文十四博士”之外，增立《周礼》等古文经于博士学官。东汉光武帝时又恢复今文十四博士，但实际上古文经学已居主流，大师辈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许慎，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嘲笑今文经学者们的狂妄，强调应该用训诂的方法去理解经书；对于谶纬邪说，进行犀利的讽刺。

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相互驳难，仅两汉期间，大的争论就达四次，皇帝常常“称制临决”，亲自仲裁经学问题。此后历代，今文经与古文经一直争论不绝。每遇社会政治鼎革，文化思潮流变，两者便余响重奏，借尸还魂，影响中国文化可谓至远至深。儒家知识分子凭借其经典的神圣化，介入帝国体制文化建设，并使之在社会各阶层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效力时，经典的文化权威地位已经牢不可破。“经学成了绝对的显学，而对绝对权威的经典的解释之学，也由此构成了中国知识精英思想中知识的来源与真理的凭据：在经典及其注释中人们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在经典及其注释中真理则拥有了所有的合理性。”[8] 纵观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发展，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有一个互为消长的过程，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兴盛，礼乐文化发达，今文经学在官方学术中占据主流地位。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已


对官方今文经学构成威胁，其间虽有今、古文融合的趋势，但今文经学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到曹魏中期，今、古文经学并立于学官，在私学领域则以古文经学占据优势。此后，一种玄学化的经学开始出现，在这种经学思潮的影响下，今、古文经学合流加剧，整个经学遂有形上、形下的区分，此时除玄学化的《易》学为形上学外，其余经书中的学术思想都被贬入形下领域。这种局势促使哲学形上学日益发达，而礼乐之学因贬入形下而日益遭到忽视，礼乐文化遂趋于衰落，出现“礼崩乐坏”的悲剧。而这个时期较能代表儒学的春秋之学开始衰落，《易》学却一反汉代经学视野下过度象数化的特征，一跃为“超言绝象”的玄理《易》学。纵观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过程，其发展兴盛，是在某个时代某个局势下某个方面得到了张扬与发展而已，而这一时代的官方学术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该时代的学术。 参考文献： [1]章太：《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 [2]《刘申叔遗书?经学教科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 [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5][6]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8页。 [7]公孙禄批评刘歆语，见《汉书?王莽传》。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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