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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论文孔子思想论文-
老子与孔子历史观念的比较
摘要: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当代哲学家贾尼·瓦蒂莫认为,存在是生命运动的本身,因而存在就是历史,是有限的,“存在在时间中延展,在变动,在生生灭灭。”换句话说,“存在成为时间,或曰历史。”[1]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哲学的研究将有利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解决和深化,更有利于对历史的理解。但由于历史哲学自身的复杂性,人类对其认识是较晚的,而且颇为艰难。试通过比较的方法揭示老子、孔子各自的历史观,及其对后世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历史观;老子;孔子
历史观——历史哲学,不论是从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认识,还是从对哲学研究的深入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历史哲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历史哲学研究之所以薄弱,一方面,与历史发展过程自身的特点有关。人类历史进程是由无数有主观意愿的人们相互作用的合力所形成的结果。由此可见,历史通常是不符合任何人的意志的,历史成为人们难以把握和认识的偶然性领域。有鉴于此,人们不是把历史看做上帝或各种神意的体现,就是视为少数肩负神秘历史使命的天才的意志产物。神的意志是不能认识的,而天才人物的出现及其意志也是难以把握的。另一方面,历史哲学之所以薄弱,还与它的学科交叉性质相关。 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资源的国家,同世界其他许多文明古国,如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相比,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国家,其悠久的文明一直完整地保存到今天。中国古代的学者、政治家们对于社会的兴衰治乱之因是非常关注的。从上古的尧、舜、禹禅让制,到夏、商、周以来的“家天下”,王朝政治的运数不断更迭,促使人们去思考诸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等问题。
春秋战国之际,正值中国天下纷争群雄并起之时,残酷、急迫的现实问题更促使思想家们去思索人类历史演进的问题。笔者在此试就老子、孔子的历史观作一粗浅的分析比较,以求厘清两者的区别及其所带来的历史影响。 一、老子历史观
道家思想在地域上属于楚文化,与代表中原文化的儒家思想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儒家思想一般注重对社会礼乐文明制度的构建,具有重制度文明的特点;道家之精神是,重天道自然,认为人类社会文明之建构,与天道相合,反对文明制度对人性的异化,认为历史过程是“道”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老子及其《道德经》崇尚天道之自然,认为有一种根本的存在,它先天地生,混混沌沌,亘古亘今,独立长存,循环往复,是天地万物化生的根本。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存在,老子称为“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二五章》)天下万事万物之所以生成,有其原因,这就是道;万物生成之后,各具其本性,这就是德。德是道的体现,是道的殊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天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道先天地而生,但道又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道逐渐具体化,因而有了天地和万事万物。这就意味着老子肯定历史的存在,具有历史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老子所谓的历史主要是道演化的历史。道是一个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道由潜在向现实的过渡,也是现实向道自身的回归。
道是历史的源泉、基础和推动力,历史不过是道的产物。从自然到人类社会,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这皆由道而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并不认为历史发展是杂乱无章的,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并道之用”,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正因
为道亘古亘今,所以我们通过执掌远古的道,就可以驾驭当今的万物。通过洞察万物大化伊始之情,就能把握大道造化万物的规律。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十四章》)
老子认为,道的外化以及外化之物向道的复归,历史不是经验的历史,而是道的逻辑演化的抽象历史。老子不是要从历史本身发现普遍的道,他是要将道加于具体历史发展之中,具体的历史发展只是道的体现。这样,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变成了抽象的“道”的历史。 二、孔子的历史观:“礼治”、“德政”、“和谐”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值周王室已经式微,诸侯纷起争霸,周王所确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孔子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这种社会现状孔子是不满意的,要进行改造,认为首先应致力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那么怎么缓和矛盾,使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得到满足?在孔子看来这就要靠“礼”。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但是,“礼制”只是一种外在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是必要的。但要正直使“礼”发挥作用,还得需要一种内在的道德来进行对人进行约束,以便更有效地推行“礼制”,这种对人内在的道德约束即“仁”。由“仁”发而在外,则有“忠恕”、“孝悌”、“礼”、“义”、“德”、“信”等各种外在的道德行为。孔子认为,“仁”是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形式和内容、外在与内存需要有机的统一。“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孔子的思想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他的学说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约束,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当然,孔子这个思想还不能算是“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认为统治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角,老百姓只是被统治者,这仍然不出英雄史观的窠臼。孔子的这一思想后来一直被儒家传承下来,非常注重统治者,认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造就贤明君主,而把广大民众当成是社会历史的配角。在整个儒家看来——其思想颇类似于伯拉图的《理想国》,要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王”,而把广大民众培养成驯服的顺民,这一点无疑是消极和落后的。 孔子作为春秋战国之际——这个离乱之世的哲学家,当然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演进是否存在规律这一命题作出思索。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百世,可知也。‟”(《论语·公治长》)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内核?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有没有延续性,这种延续和发展是什么?对此,孔子作出了回答。在他看来,每个历史时期并不孤立,一个历史时期总和以前的社会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损,一是益,但损益都是建立在“因”的基础之上。因就是因循、因袭的意思。所以,当孔子的弟子子张问十世是否可知时,孔子的回答是百世都可知,其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改良主义。
对于孔子的社会历史观,通常人们认为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之所以人们认为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是因为孔子要“从周”,这不是要维护没落的奴隶制吗?笔者认为要作具体的分析。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它们所实行是礼乐制度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损益,他对这种损益是持肯定态度的。既然有所损益,就不是完全不变,原版照搬。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孔子就是要退回到西周去。在孔子看来,继周而起者,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又有和夏、商、周三代相同的,亦即历史不变的因素在其中。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够对十代、甚至百代之后的政治和社会情况进行预测的原因。那么,这些不变的因素是什么呢?显然孔子指的并不是夏、商、周三代的那些具体的政教制度,因为政教体制本身是可以损益的;不变的只能是那些政教制度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也就是孔子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仁”的思想。夏、商、周三代政教体制就是以这种文化精神为基础,根据不同时代、社会的不同情况来进行损益的。因此孔子并不是要保持古代奴隶制不变,而是希望他的理想的文化精神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引导。对于
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保持,不能简单地看做复古主义和倒退的历史观,因为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那个时代乃至在孔子之后,直至今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衡量孔子的历史观,就会发现后世必然是更加“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沿续。纵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中都有一些不变的因子、特质在其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岁月的变迁,又能所剩有几呢?况且孔子的后继者们,将孔门学术改头换面变成了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御用哲学,把上述提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内核的作用的地位无限夸大了,使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以至不断遭到后人的诟病。倘孔老先生泉下有知,必是痛心不已。
上文分别就老子与孔子的历史观作了粗浅的分析,笔者窃以为要对这二位先哲的历史观作一比较,论其孰优孰劣实属不易,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评判——在那个世事飘零的年代,他们的学说各有其合理性。老子力图从解构整个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的角度出发,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判断,其社会历史观建立在较高的哲学维度上。因此,他的社会历史观不易把握,亦不可言说,所以对于现实社会的统治者来说玄远而不可及,所以最后只能作为一种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社会理想而跌落到宗教中去了。而孔子的历史观显然没有老子那样具有哲学高度,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基于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寻找出的一种人文精神,而为了培养这种人文精神,孔夫子又设计了一整套具体可行的方案,而这一点老子的学说中是没有的。所以战乱时期孔子的思想方案虽然难以实施,但一旦到了和平、统一时期,孔学必成为显学甚至被独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孔子的那句话“……其或继周,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历史观中认为不断延续的人文精神内核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参考文献:
[1][德]布罗伊尔,等.法意哲学家圆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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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