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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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艺术之美最集中地表现为:在每一件堪称为艺术精品的青铜容器上，都展现了一种从表面上、从概念上看似有矛盾，但又被高度地和谐在一起的两种要素，即在造型基调上呈现的肃穆、威严、庄重的气质与同一器体洋溢出来的活泼、灵动的风格。正是这样的两种因素，被自然又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使商周青铜器具有无穷的韵味、艺术的创造力、艺术的震撼力。

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彰显了青铜礼器的庄重之势，因此凡主要部位的纹饰也具有三点特征：图案性强、布局多呈轴对称状且形象威严，最典型者如所谓饕餮纹。由直线、曲线构成，极其端庄、优美的青铜器，体现出以稳重、雄浑的气魄、庄严的阳刚之气；

青铜纹饰是线性艺术的高度提炼，也是艺术与冶铸技术的完美结合。事实是，中国的青铜纹饰已远远超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它反映了远古时代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宗教和社会文明。在青铜文化中，我们首先要敬佩原始先民以身边的动物物像为描绘图像，进而抽象的、想象的、夸张的把动物形象变形化、图案化。其二是有些纹饰已无法辨识和推想是哪类物像，这类纹饰的溯源只能推测是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即原始人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的理解和幻想。这是远古时代各种文化的长期融合与演变，是有意识地选择、继承和发展的结果。那么，原始先民为何以这种规律化、图案化的手法来表现青铜纹饰呢？答案就在原始思维中所具有的线性特征。

其实，线性特征不只是青铜纹饰的表现特点，而是中国古代艺术表现方法的奥秘和最大形式的特征。如果要探索研究青铜纹饰的线性特征，第一是原始思维在物象相似律支配下的排列组合，追求繁多事物之间有机统一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大多使所描绘的事物采取线条上的形式排列。由于原始的技术条件和刻画工具的限制，以及巫术活动的虚幻性，使得线与线性艺术的表现形式从岩画、彩陶到青铜纹饰（包括玉石器），绘画的线性特征都在竭力地发挥其表现作用，反映出原始人对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过程的直接感知，从而形成了建立在生存目的和认知目的基础上的秩序原则。因此，青铜纹饰在艺术表现中有意识地运用线性的首尾相继、前后相承的时间序列，寻求一致的空间秩序感。

第二是原始艺术大多以线条为首要的造型手段，以精炼而明晰的轮廓线再现事物。由于原始先民的思维与现代人的思维有着很大差别，特别是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的人类思维方式和普遍情感的反映。所以，青铜纹饰的动物形象常常是变形的、怪诞的，好像是一个有着奇形怪状想法的艺术家幻想出来的。

如实说，原始艺术是以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为基础，以其社会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为前提，到集体有意识地附着纹饰象征权力的意义。那么，在原始先民的想像中，看见的感性世界和看不见的理性世界是合二为一的，他们更多的是靠感官去感知世界，他们的直接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比现代人更为丰富、更复杂。这一点，我们从青铜纹饰由简而繁的演变，以及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青铜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的是其神秘的、独特的、绮丽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和极为浓厚的神秘氛围，象征了王权与神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审美角度来认识，青铜器上的种种纹饰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人对自然力的崇敬，以及强化借器物怪诞狰狞的纹饰征服人的欲望和幻想。这是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出的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主导了青铜艺术的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如果，我们将青铜纹饰当作“符”来解释，我所说的“符”既是符号的，又是驱使鬼神的图形或线条。只有运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它才具有符号的意义，才能成为统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在所认同之物中，可以突出图腾性质的物象，也可以是人们所崇拜的动物神。如，饕餮纹就极具宗教意味，这种怪兽有首无身，形态丑陋，


具有一种不是自然物的怪物形象。

在上古人类的心目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主宰人之命运的，有的是专与人类捣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所以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着辟邪。在商周的青铜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神化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古人与自然的抗争。

我们浏览青铜器上的纹饰，不难发现都是以变形的手段来表现自然物象。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等，通常叫地纹。这种变形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上古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来的幻想。那些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地纹，构成了繁密而复杂的图案。这种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的情感在青铜器上呈现，致使青铜纹饰表现出神秘而诡异，气势逼人。

显而易见，在青铜时代，青铜纹饰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随着青铜器功能的演变，纹饰也在变化。如，商代和周初的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虽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饰与祭祀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青铜彝器上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中瞪眼凝视，凶神恶煞，凝固了狂嗥的动物纹饰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表露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威慑力，体现出统治者的意志和力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的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渐渐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



阳刚之美见“阳刚阴柔”。阳刚，即阳刚之美，指一种雄伟劲直的艺术风格；《典论·论文》最早以阴、阳之气阐述文学风格：“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清气”与“浊气”即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

阳刚之美就是青铜之美，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之美，是无与论比的阳刚之美。当前中国收藏界并没有完全认识到青铜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对艺术品之等级高低有一定错判，追求艳丽柔靡之风，以俗为荣，丢失了阳刚之气，不识阳刚之美，实乃憾事。

青铜的视觉震撼是艺术品的生命所在艺术品之珍贵，首先建立在其古璀精美之上。如果一件艺术品没有艺术感染力，即使存世稀少，也毫无艺术价值可言。一件真正的世界顶级艺术品，必须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检验，无须讲解只以视觉感观的直击而令人震撼惊叹，亦有自然传神的灵气，这才是艺术的生命力所在。

面目狰狞的饕餮，作为青铜器的核心纹饰，在殷人的眼中是一种美，是殷商独特的文化积淀出的一种包含着许多信仰、心理、感觉成分的美，殷人以无比虔诚、赞美、夸耀的心情铸造着它，而饕餮食人这一奇特的艺术造型，正是当时人倾其所有、庄严郑重地敬奉神灵的一种象征它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而在于 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情感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殷商文化中对天神、祖神和征服之力的崇尚。并非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和恐惧，它们都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这种美的出现，乃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所积聚的巨大历史力量的象征符号”。那么，以饕餮为核心纹饰的商代青铜器，也只有把它放到殷商特有的神秘而崇力的文化中，才能发现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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