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印精神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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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印精神文化的交流

——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冲突与融合



内容摘要： 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上，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风俗。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冲突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同样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也与本国的文化产生了冲突，但在冲突的过程中开始慢慢融合，丰富了本国的文化。 关键词：中国 印度 佛教 文化 冲突 融合 发展

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在缺乏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出现局部的“冲突”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正像事物是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一样，出现这样的“冲突”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曾出现过“三武灭佛”，是儒家与佛家较大的“文化冲突”。但是，佛教终于还是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从而使儒、佛、道“三教合流”，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到明清进入成熟时期，那么，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中国又是怎样发展的呢？



一 佛教的产生与传入中国的时间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后世尊称其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又尊称其为“佛”，即“佛陀”，意为“觉者”或觉悟了真理的“智者”。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很快从恒河中下游传播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周围国家传播。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西域境内的于阗。到西汉末年，又通过于阗传入中国内地。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家在各个方面都同意的结论还没有，只是绝大多数学者依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认为是在汉代。需要说明的是，印度佛教不是直接传入中国的，途径有两条，时间有先后。最早的是通过大夏，以后是通过中亚某些古代民族，吐火罗人最有可能。



二 佛教初入中国的发展状况

佛教就这样传进了中国。佛教既然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同物质文化不同，必然受到异族文化相遇时出现的规律的制约，必然会有一个撞击的过程或阶段。不过，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宗教比较宽容的国家，不管是本土的宗教，还是外来的宗教，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有十分剧烈的宗教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同本国的宗教或者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方面，是有撞击的，但是不激烈，不明显，表面上看来，似乎一下子就和平共处了。

一点也不撞击也是违反规律的。仔细研究一下佛教初入中国的情况，表面上明显的撞击没有发现，但是，从佛教所抱的态度和它所倡导的伦理来看，撞击的痕迹隐约可见。从前汉开始一直到后汉，鬼神方术的信仰在社会上极为流行，这些与佛教教义是根本相违的，也许佛教在这方面碰过一些小钉子，也许是为了避免碰钉子，自己先来一个先发制人的手段，先韬晦一下，遂以方术自隐，结果顺利地通过了最难过得第一关。

历史上外来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大致都要经历从依附、冲突到最后融合三个阶段。汉代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初入中原，主要是依附于当时流行的道术而存在并得以传播的。

两汉之际，儒家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独尊地位，同时被称为道术的黄老之学和神






仙方术也备受封建统治者推崇。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认为其“不合孝子之道”。但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则在某些方面与佛教有相通之处，如表面上都讲“清虚”，小乘佛法重修炼精神的禅法比较接近神仙家言。这样，道术无形中便充当了佛教的保护伞。另外，还有人以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理论和治术去理解佛教教义，把佛教的戒杀、禁欲说成是崇尚清静无为，从而与黄老之学相沟通。实际上，佛教的戒杀、禁欲是做为清除人生痛苦的修持手段，与道家所讲的顺应自然变化的“无为”是截然不同的。而来华僧人在翻译佛典时也有意迎合道家学说。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攀附道家学说，以便于自身的传播。总之，佛教的早期传播及在华立足，主要是借助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力量，而佛教与道家思想的结合，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异域宗教思想的兼容性。不过，汉代佛教主要是在王室贵族中有所流传，并未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到了魏晋以后，它才深深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三 佛教的深入发展及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佛教在华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一经接触交流，冲突在所难免。由于早期佛教依附于中国的道术、玄学和儒学，势力有限，它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尚不明显。但随着佛教势力的壮大，它与中国文化的冲突日益激烈。围绕沙门应否敬王者、有无因果报应、神灭与神不灭、夷夏之辩等问题，佛教与儒家、道家论争不止。

佛道之争始于西晋惠帝时，沙门帛远和道士王浮二人常辩两教之邪正。王浮撰《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游化胡成佛，创立佛教，释迦牟尼遂成为道教弟子。佛教则编造“老子即佛弟子”之说与之抗衡。这次佛道之争影响不大，但却开启了两家斗争的始端。东晋成帝和安帝时，儒释道三家还有两次争论，一次是关于沙门敬王者之师，一次是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这两次道教介入不多，但佛教在与儒家论战时，矛头有时也会对准道教。

道教所解决的中心问题是“长生不老”和“得道成仙”，这与佛教认为人生是一苦海，其解脱之道在于“觉悟”的主张是相悖的。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都有较大的发展。同时，二教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佛道争论仍然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孰者为先孰者为后的问题，即关于“老子化胡”的争论；二是生死问题，即佛教的涅盘和道教的成仙之不同。至西晋初年，“老子化胡”的说法就比较流行。东晋时，佛教人士就对“老子化胡说”有所反击。到了南北朝，佛教势力发展甚猛，道教中有人试图做一些佛道调和的工作。但效果不太明显，而佛教在与道教的论战中，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间的斗争，对佛教和道教的各自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东晋南朝的道教改革，在充实教义和完善戒规仪式上，受到佛教很大的影响。晋宋之际，许多新出道经，更是仿抄大量佛教名词概念，“十方”、“三业”、“三界”、“因缘”、“地狱”等都成了道教教义的术语；涅槃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被加以改造，成为道教思想的内容。

最初儒学反对佛教，主要是从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角度着眼的。儒家讲治国平天下，建立封建纲常，这就与佛教所主张的出世主义格格不入。东晋时期，儒学反佛的一个导火线就是“沙门应不应该敬王者”，即佛教僧侣要不要按世俗之礼向帝王跪拜。当时中书监庾冰辅政，代晋成帝下诏，斥责沙门不向皇帝跪拜是不合礼仪规范的。因此，为了维护君臣父子的封建纲常名教，沙门必须向皇帝行跪拜礼。佛教信徒尚书令何冲等人上奏反对，认为佛教的“无戒之禁，实助王化”；“奉上崇顺，出于自然”，反对让沙门向君王行跪拜礼。经过这场辩论，庾冰的主张未能通过。到东晋末年太尉桓玄专权时，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了，受到中书令王谧、高僧慧远的反对，及至东晋末年，佛教主动表示为王权服务，从而使佛教僧侣要不要遵行中国传统礼仪而向君王跪拜的问题得到缓和。

佛儒之争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围绕着神灭与神不灭的问题来展开的。佛教讲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即主张人的形体死后，精神继续存在。对于佛教的这种神不灭伦，刘宋慧琳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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