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中的“自爱心”与“怜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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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弥儿》中的“自爱心”与“怜悯心”

作者：金一苇

来源：《学理论·中》2014年第10期

摘 要：“自爱心”与“怜悯心”是《爱弥儿》中很重要的概念，其揭示了卢梭“道德”概念的基础、“公意”概念的内涵，并且卢梭由此发展出与之前的现代政治思想有本质不同的个体权利的政治哲学。这两个概念首先在《论不平等》中出现，而后在《爱弥儿》中构成了一条潜在的发展线索。从考察“自爱心”与“怜悯心”这两个概念出发，勾勒卢梭的核心思想与内在矛盾。 关键词：自爱心；怜悯心；爱弥儿；卢梭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20-02

“自爱心”与“怜悯心”首先出现在卢梭的第二篇论文《论不平等》。辉映第一篇论文《论科学艺术》批判的锋芒、承接卢梭对理性的增长所带来的整体道德的堕落和表面的伪善的质疑，《论不平等》探究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过程，寻找人类道德良善的基础。 “自然状态”下，人人生而平等，野蛮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锻炼出勇敢机敏的品性。为了保护他的生命，他的智力逐步提高，初步显示了他自由主动的资质。当他反馈自身意识到自由，其意志力或选择力便在心灵的灵性下暗中生根，人也因此天生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表现为依靠智力所得到的欲望的满足和由此滋生的“自爱心”；其次，这种能力表现为伴随“自爱心”在人类天性中形成的“怜悯心”。一方面，“怜悯心”与“自爱心”密不可分，“怜悯心”在“自爱心”作用下从自己扩展到他人；另一方面，“怜悯心”与“自爱心”相互抗衡，“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1]75。“自然状态”中凭借“自爱心”与“怜悯心”这两个原动力的互相协调促成了人类纯良天性的秉承和美好道德的维系。从《论不平等》中可见，“怜悯心”作为“自爱心”的扩展，产生于“自爱心”；而“自爱心”出自保全生命的理性，因此两者皆出自于理性。“怜悯心”作为与“自爱心”抗衡的力量，是人类良善道德维系的根本。那么，在此处，似乎可以推断出道德以理性为基础。

卢梭进一步思想实验，考察人类的“社会状态”。当财产的观念开始产生，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发展出“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在某些人必须损害他人才能享受到的种种特权，例如比他人更富有，更尊荣，更权势，或者至少能让他人服从自己。”[1]45这种不平等是“自爱心”无止尽扩张的结果。“怜悯心”作为一种抗衡的力量在“自爱心”无止尽的扩张中消亡殆尽。此时的“自爱心”已堕落为渴望驾驭他人的“自尊心”。因而道德的基础不再从“怜悯心”中产生，而是从“自尊心”中产生。理性已扭曲为工具理性，人类的道德不可避免地沦为相互之间冷漠的利用关系。“怜悯心”的丢失，导致人类对内心良善美好的天性置若罔闻。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由于理性本身的扭曲变质，而失去了良善的本性，成为自私自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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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若要使得道德恢复良善的本性，就必须首先建构健全的理性。正是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卢梭写作《爱弥儿》，试图勾勒一个具有健全理性的现代人的样貌。五卷分别对应了青年爱弥儿从两岁到二十三岁的成长中的五个教育阶段：意志教育、想象教育、智识教育、道德教育和社会政治教育。接受五个阶段教育的爱弥儿，其“自爱心”自然而然地扩展到“怜悯心”，拥有了健全的理性，完善的道德。

卢梭以生长性的笔触描摹这幅图景：从婴儿时期开始，由于自身的柔弱性，人天生有保存生命的自爱。首先要对婴儿进行意志教育，即是在伴随婴孩逐步的强健下向其灌输勇敢的德性，扩展他的生命。这样的扩展使得人类的“怜悯心”在最初柔弱的身躯中有萌芽的土壤。当婴孩的智力开始发展，记忆力和想象力也随之发展，协调其与日俱增、不断变化的欲望、能力和意志。绵延的记忆力和发散式的想象力逐步构造出婴孩的自我和外部世界，“他真正地成为一个人，成为他自己”[2]71。他随即进入了智识教育的阶段，学习对混合复杂的感觉进行判断，形成观念。“按真正的关系形成观念的心灵，便是健全的心灵”[2]276，他逐步敏于认识事物的关系，在其心灵中罗列事物的秩序，同时他学会按照事物本来的用途去使用事物，明白知识对其保存生命的有用性，知识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了他的生命，守护了最原初的内在激情——自爱，使得爱弥儿在这一阶段成为自然意义上自足完满的自己。从第四卷开始，爱弥儿要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了。他有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诞生——“为了做一个男子”[2]286。异性，成为自然条件下的第一个制约。他开始强烈感受到限制性的条件，就他本身而言，不再是自足完满的了。自爱在这一阶段明显地指向类存在。出于自爱需要他人，同时也从他人的痛苦中感受到他人对自己的需要。以怜悯心感受他人的痛苦，使得爱弥儿终于进入了道德境界，他开始聆听良心的真正呼声。具备了判断力和健康心灵的爱弥儿，此时在审美教育、文学教育、历史教育和语言教育中、在陶冶的良心的呼声中开始罗列人的秩序，试图“描绘一幅整个社会秩序的图画”[2]327。进入了第五卷，爱弥儿接受了社会政治的教育。他从接触异性的各种感受中体会现实世界以及德性和责任。在怜悯之心的照耀下和之前所构想的人类秩序中，他开始审慎地对待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并在广泛的游历中获得扎根于风俗的真正的见识，纠正原先知识的误差，走出地域的局限，寻找条件性世界中人类更普遍的联合。最终，他在多样性的政治形态中，找到他所认同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人格，自愿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此时，他意志中的自由与其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获得的自由达到了绝妙的高度的统一，他也从一个自然人、道德人转化为一个真正的、有积极主权的公民。凭借“公意”制定出的法律帮助他更稳定地实现其自由，而爱弥儿自始至终秉承的怜悯之心，促使其理性健全完善，这种自然而然的天性也将帮助整个政体更好地发展。“自爱心”与“怜悯心”的持存给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展现了现代社会政治原则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现代政治学始于马基雅维利劝诫当政者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恶原则来做一位君主并保存君主国的理念。“君主必须精于掩饰这种兽性，必须成为一名卓越的伪装者和假好人。”[3]139道德的意义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就在精于算计的理性中寻找其根据。我们不能否定马基雅维利主义原则对于共同福祉的谋划。在五幕喜剧《曼陀罗》中，马基雅维利借助一个为了得到慈善施舍的金钱而怂恿有夫之妇卢克雷齐亚与卡利马科私通的教士表达了多数人的福祉比一个人的名节更为重要的思想，暗示政治原则对共同福祉的要求优先于道德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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