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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庸小说有感
读金庸,是一种享受。
金庸的武侠,中国人的骑士精神,这是一种大仁、大义、大勇、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大智慧汇集而成的河流,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金庸的小说,总有一种邪不能胜正的意念,他总是宏扬一种积极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刻画的人物中,无不体现着这方面的特点,他心目中的人物时常体现着儒家仁爱的思想。
在《鸳鸯刀》这部小说中,讲述了正邪两派争夺宝刀的故事,只因传说这把宝刀隐藏着一个能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到最后揭示这个秘密,刀上只刻了孟子的一句话:“仁者无敌。”看起来好挺滑稽的,争得死去活来,到最后竟然是这样一句话,但也给了我们信息,作者肯定和向往以仁待人的思想。
在金庸的小说中,有着大仁、小仁的差等,小仁是大仁的基础,大仁是小仁的升华。《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要去找慕容博报仇,慕容博提出一个条件,只要萧峰帮他们实现复国梦,他自己甘愿自尽让萧峰报仇。萧的父亲萧远山为之动心,但萧断然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因为一己私仇而不顾天下百姓的性命。所以老和尚赞道:“萧居士宅心仁厚,以天下苍生为念,真实菩萨心肠。”萧为母报仇 ,是行孝,是小仁;以天下苍生为念,是价值最崇高的大仁。不仅在大英雄身上体现仁的特点,在反面人物身上也有,《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是杀人如麻的魔头,可她也能对小郭襄生出慈爱之心,我想这便是人在她内心深处的体现,创作时作者也应该是这样着想的吧!
对于道义、正义、公义、侠义基础上友谊的“忠诚”,贯穿在金庸小说英雄侠士思想行为的始终,也是英雄人物的本质特征。在金庸小说中,英雄侠士对朋友之间友谊的“忠诚”,是写的最动人的篇章之一。《连城决》中,狄云与狱中难友丁典,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丁典临终前,嘱托狄云把他的尸骨与情人凌霜华合葬。狄云为了实现亡友的遗愿,历经千心万苦而毫不动摇,终于完成了丁典的心愿。对朋友一诺千金,正是侠士的品性,即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赞扬的“以诺必诚”。中国历史上忠于朋友的不乏人,如战国时的荆轲。
金庸小说中也不乏“孝”,其主人公多为孤儿,所以总表现为对师长的感恩和尊敬:郭靖并不因启蒙老师“江南七怪”武功低劣、地位卑下而失尊敬之心。令狐冲对岳不群的抚养之恩始终铭记不忘,并不因其后来的无义而失感恩之心。一旦师徒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徒弟的一方总是逆来顺受,师傅让徒弟去做一件事,无论是对是错,徒弟往往不敢违师逆意,无论如何艰难,也要勉强去完成,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
金庸在这其中也写到了愚忠、愚孝的危害,如狄云对于其师戚长发令狐冲对其师岳不群的愚孝都险些招杀身之祸,陈家洛对其兄乾隆皇帝的愚忠则造成了红花会反清事业的失败,在《鹿鼎记》这部小说中,陈进南的愚忠,还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于非命的悲剧。对于那种不忠不孝者,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很强烈的进行了批判和鞭挞,如背叛祖国背叛父志的杨康,
背叛师门、杀害师兄的鲜于通(《倚天屠龙记》),谋害师父的戚长发、言达平、万震山(《连诚决》),都作为不仁不义的反面形象予以无情的否定。
金庸总以塑造人物为其小说的第一追求,他表达过他的这种追求:“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神雕侠侣后记》)“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发世间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天龙八部后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我认为人物比较重要,因为故事往往很长,又复杂,容易被人忘记,而人物则比较鲜明深刻,如果个性统一容易加深印象……我的重点放在人物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金庸与同时代的其他新武侠小说家不同,他努力不重复自己,力图塑造出性格不同、面貌各异的艺术形象。他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造出许许多多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金庸曾自称:“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这不是我刻意去这样写,而是我认为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如果说,巴金、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小说家用力在对传统文化中僵死部分的批判与鞭挞,那么,金庸则是用力在对传统文化中生命部分的颂扬。 其刻画的人物的思想、行为体现了其推崇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上面已经提到,凡是英雄人物,无不例外的具有仁、义、智、信、忠、恕、孝、勇等儒家所大力倡导的品质,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经历。这些精神气质,都可以从儒家的理想人格中找到来源。金庸把“不屈不挠、忍辱负重”“作为中国人的形象”,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正是看到了儒家的人生理想中那些积极的思想,以作为民族精神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它支撑着中华民族以刚健昂扬的精神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准确地说,金庸小说的文化内容,是现代人对传统的一种审视、选择和表现。武侠小说是以古代历史为背景的,自然少不了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表现,若非如此,那就有些似是而非了。但若不加选择与审视,那又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及欣赏口味。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了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同时又看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及历史审视的目光无处不在。作者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继承传统的方法和途径,寻找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策略和形式。
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的内容,想必凡是读过金庸作品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不少问题。 1993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报道,是写北大考古系副教授晁华山对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遗址的考察结果的,这次考古发现,被认为是本世纪摩尼教文化考古的第三次大发现。“因为摩尼教自波斯传入中国,曾经兴盛一时,但到了15世纪就神秘地消失了,以后再也难找到头绪,今天无论是在它的发源地波斯(今伊朗)及传播地中国都很难找到踪迹。晁华山副教授的考古发现令人兴奋、更令人惊奇的是,该报道中还提及,晁华山写信给金庸,称赞他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对摩尼教——即书中的明教——的描写“惊人的准确”,并认为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奇迹,因为《倚天屠龙记》写于1961年至1962年,而晁华山副教授的考古发现的公布则在30年之后!——这个例子说明金庸对他笔下所写的内容,是相当严谨的。
金庸小说中的关于诗、词、歌、赋的引用,有数百处之多,无不准确恰当,简直天衣无缝。而且将诗文以及琴。 棋、书、画等等还“化”成了武功的套路。妙的是金庸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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