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人心的唐诗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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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人心的唐诗气度

据说，骂过古今中外三千名人的犀利刻薄文士李敖，从古到今横扫过去，没几个朝代能入他“法眼”，但他却颇为唐朝动情，将唐朝作为自己梦想中的家园。不仅李敖，多少文人墨客，对唐长安充满了神往之情!究竟是什么东西让千年之后的文人雅士这样神往?这就是长安自由宽阔的胸襟。长安的大气磅礴，长安的艺术气氛，长安人对文化人的推崇。

李白，才高八斗，狂放不羁，在杜甫的描绘里，他是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牛人，在皇帝身边待了两三年便受不了了，这样的角色即使放在今天的官场，大约也混不了几天。李白离开朝廷之时，唐玄宗竟然是以“赐金还山”待之。给他金子让他优游山水，哪儿有这样大气有趣的皇帝?17岁的白居易“漂”到长安，顾况以他的名字打趣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看了他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后，马上改口：“有才如此，居易不难。”就是这首“离离原上草”竟使这位诗坛前辈如此屈尊敬之!这就是长安。长安的城门，永远为那些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敞开着。

这是长安迷人的地方，也是李白充满自信的地方。因为这儿尊重才学，你才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长安让你自信;也如此，李贺才写得出“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也才能够在心中涌出“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豪情。

我曾遥遥瞩目美丽的长安，似乎在人的社会之外，还看到了一个笼罩在旖旎风光之中的长安。王维路过长安近郊的香积寺时，曾歌吟道：“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可惜，今日的香积寺已没有了当年王维眼中古木茂密、泉声叮咚的环境，以至于河南有一好事者言，香积寺不是长安的香积寺。其理由就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香积寺不符合“古木无人径”的描绘，也没有泉声、水潭和危石等等。

温暖湿润如江南

我相信，王维笔下的香积寺无疑就是今日西安南郊的香积寺，王维笔下的古木、泉声、青松、空潭，也是当年的风光再现，只是千年的沧桑变化，我们已看不到林木葱茏、泉水叮咚的景色了。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通过对梅树、柑橘物候和农作物生长期的对比研究，认为唐代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同时又用一万年挪威雪线、格陵兰冰块反映的气候特征作了印证。朱士光、王元林统计唐代关中地区16个年份冬无冰雪，认为“这在我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唐代温暖是可信的。台湾刘昭民在《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一文中认为：“在唐代的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数都比较少，而冬无雪的年份竟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有关专家据物候和柑橘分布研究也表明，唐代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


摄氏度左右。据记载，唐代发生的水灾比较多，由此可知，唐代长安的气候多雨而湿润。

遥想盛唐长安，北临渭水，芳草萋萋;南接终南，古木蔽天;和风送暖大地温润如春，万物争荣处处花香鸟语。如此美丽世界，方承载得起一个伟大文明。而一块贫瘠的荒漠如何能建起浩大的琼楼玉宇呢?张衡，这位东汉科学家，在他的大作《西京赋》里说：“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政之兴衰，恒由此作。”这里讲的虽是王朝气数，但也明晰地点出了王朝兴衰的内在地理因缘。我们从唐长安身上，依稀可见那跃动在盛世背后的气候风水脉象。 这种气候风水的波动往往在被忽略的情况下，却对历史大格局构成影响。比如，汉民族长期与北方游牧民族构成对峙状态，而这种状态总是和气候的变化相关。因为不同气候因素会导致游牧民族的南北迁移。当气候处在寒冷期时，中国高纬度地区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就趋向恶化，自然形成周期性向南推进的态势。这种周期性正好对应着作为千年尺度的寒冷期。学者蓝勇认为，西周时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前1000年的寒冷期，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南宋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1100年至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明末清初满清民族南下，正对应着“明清灾害群发

期”。这些历史事实表明，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大事件对应，而是有其因果联系为根据的。反之，气候相对温暖湿润，草原生态植被环境良好，游牧民族的畜群繁殖旺盛，生产正常，社会生活较为安稳，其对农耕民族的争夺战争就会减少降低，而黄河流域农耕民族的北部压力减少，当然会极大地促进其繁荣发展。

新制度的能量释放

盛唐长安的魅力，还因其一些崭新制度释放出迷人光彩。比如科举考试，在唐之前，尽管隋代已经实行了科举制度，但因其短命，这一制度未能显示出它应有的效能。唐开始实行考试取士的科举制，进士科举构成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对世卿世禄的门阀制的重大打击。这一新制度极大地焕发出庶族士子入仕从政、进入主流社会的热情，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和利益的`有效途径。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白、李贺、李商隐等等，他们都是出身于庶族地主阶层，除李贺、李白、孟浩然外，上述人物大多通过科举之路而通达仕途。韩愈官至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改革，擢为礼部员外郎，白居易最终以刑部尚书致仕，刘禹锡世称刘尚书，因为其官做到了礼部尚书的位置，还有贤相张九龄，虽出身官宦世家，但还是凭借科举入仕，最终成为中书令，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这长长一串名字，如同群星闪耀，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伟大制度所拥有的巨大能量。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共同特征，它拥有无限的创造力，给予人民广阔的创造空间。这些响亮的名字是这个时代赋予的，这个时代的新制度成全了他们，让他们从中下阶层里脱颖而出。同时，这些响亮的名字又反过来印证了这个时代的伟大，他们的名字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鲜亮标志。


这个曾经为一个时代推出了无数光彩夺目的天才群体的制度，也有它能量释放殆尽的时候，到明清之际，科举制度就已经成为了禁锢人们创造力的桎梏。为什么同样的科举制度，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制度，即使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在它运行若干年后，也有其能量释放殆尽的时候。这时候，时代就在呼唤一个新制度的诞生，这是盛唐的启示。

拉丁语中有一句格言：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盛唐犹如东升之太阳，光芒与魅力照亮天下并且吸引诸国。盛唐这样一个大时代，冥冥之中有着我们难以窥察的深刻因缘，天上地下，必有其大的定数。天上，是日月星辰的运转，在影响着万物症候，进而影响人世沧桑;地上，一个新制度的创立，怡然形成氤氲不散的良性氛围，真应了那吉祥的大名：长安长安，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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