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的菊花落瓣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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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王安石的菊花落瓣之争

王安石和蘇軾是北宋時齊名的文章大家，二人都曾師從歐陽修。在他們之間曾有這樣一段故事。苏东坡与王安石的"菊花落瓣之争"作为诗话，见之于多种书籍，为人们所熟知。学术上的争鸣。本属常事，但他们之间的根本矛盾则是政见不合。王安石当宰相，推行新法，苏东坡反对变法。菊花之争不过是政治斗争在学术领域中的一种反映。

蘇東坡原來是翰林學士，后被貶為潮州刺史，他一直認為是因為揭了王安石的短而遭此報复。三年刺史任萵滿，蘇東坡四到京城。一日去拜見王安石，在書房等待時，蘇東坡偶然看見硯石臺底下壓著一首沒有寫完的詩稿，題回叫<<詠菊>>，但只寫了[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兩句。柬坡心想，按常理秋天才刮西風，菊花開在秋天，老了也只是枯萎，不會落花瓣的，于是揮筆依韻續了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聽。寫完不等見到王安石就走了。 王安石看到蘇軾續的詩，笑了笑，接著寫起奏章，他建議皇上讓蘇東坡到黃州當團練副使，皇帝批准了。東坡對此很不滿意，到任后心事不在政事，經常游山玩水，飲酒賦詩。一天，有好友來看他，東坡忽然想起他后園的幾株黃菊，于是，便邀好友一同去玩賞。前天刮了大風，這時只見滿地鋪金，而菊枝上一朵花也沒有了，蘇東坡警訝不巳，半晌說不出話來。

此時蘇東坡才明白王安石讓他到黃州任職的真意，原來是讓他來看菊花的。東坡認識到錯改了王安石的[詠菊]詩。馬上想向太師賠罪。后來他找機會趕回京城，到相府見了王安石，對錯改詩句一事，拜伏于地，表示謝罪。

王安石笑著說：[你沒看見過菊花落瓣，不怪你。]這樣，兩大名家，一個知過即改，一個恕以待人，在詩壇上留下一段佳話。

恕以待人，知過即改，是儒家的待人之道。

王安石写了两句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池金。"苏东坡看过觉得很可笑。"菊残犹有傲霜枝"，怎会风吹落满地？便提笔在诗后面续写一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看后说是根据《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写的。恰巧苏东圾又作诗"谤讪朝廷"，王安石就授意李定弹幼苏东坡吟诗怨谤君上。神宗皇帝大为震怒，下之于狱，并欲置于死，幸而张万平出来说情，才被贬滴黄州。

后来有人说王安石叫苏东坡到黄州去是体验生活。第二年秋天，苏东坡亲眼看到黄州菊花落满池，不禁目瞪口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首先，苏东坡去黄州，是因罪贬谪，这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说王安石要他去"体验生活"，那未免把问题看得太天真幼稚了。其次，黄州菊花并无落瓣的特殊现象。所谓洛瓣之说是从古剧目《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编造剧情中找到根据的(见《曲海总目提要》)，这怎么可以信以为真呢?菊花落瓣之争是戏剧故事，不能视作真实历史。

《西塘集耆归续闻》中早就对此书作过评语，认为"王安石也有强辩处《楚辞》虽有洛英之语，所谓洛英者非飘零满地之谓也。夫百卉皆凋落，独菊花枝上枯，虽童孺莫不知之。王安石作事，动辄以经为证，故新法之行，亦取合于周官之书，其大概类此耳。这种看法倒是很有道理的。

政治上，王安石属于入世一派，勇于开拓，勇于任事，勇于承担天下大任。苏东坡属于出世一派，超然物外，视功名如粪土，视挫折如小憩。王安石积极主动地方面多一些，苏东坡则有逃避的情绪。

从文学上，苏东坡更加潇洒旷达，山水寓于情，古今寓于梦，读他的诗、词、文，如同白鹤舞于江上，让人目不暇接，如在梦中。王安石则抱负长远，居朝堂之高，思四野之苦，读他的诗、词、文，如同雄鹰翔于天上，纵横千里，不知所之。两人都是才子，才华横溢，但王安石相对粗糙一些。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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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苏轼“乌台诗案”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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