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说《诗经》“思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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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何说《诗经》“思无邪”

人们老是觉得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不好把握，其实，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提出了很明确的文艺批评标准。

孔子提出的文学标准应该说是既高屋建瓴又很具体明确的，如果你觉得“无邪”这抽象的概括不好把握，那么305首诗都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可以作为范例参照执行。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孔子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也是很开明进步的，直到今天都还很有参考价值。这应该说是孔子的一个巨大理论贡献，是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中国的事情也实在很奇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确实太复杂。几千年来，专家学者们却对此争论不已，以致有“世儒解释终不了”之说。

其中政治讽刺诗，《大雅》里就有《板》、《荡》、《瞻》及《召南》等“怨怼”之作。而《邶风·式微》《王风·扬之水》《召南·小星》《邶风·北门》《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鄘风·相鼠》《曹风·候人》《曹风·鸤鸠》《鄘风·墙有茨》等等，都是揭露讽刺贵族统治的诗篇，有许多涉及宫廷淫乱和贵族“通奸”的丑事，这些诗在正统者来都是很敌对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诗是不是也属于孔子所说的“无邪”呢，“世儒”们的看法就很难一致了，因为这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许多人想反对，但是又不能跟祖师爷唱反调，于是就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对《诗经》里这类诗按他们的正统观念加以曲解注释，注家们费了很多功夫，但是效果不佳。因为那些诗的文字都是明摆着的，在当时都是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你无论如何“解释”和造谣都难于令人信服。怎么办呢，于是有些“世儒”就对孔子评论“思无邪”的原意加以歪曲。因为“思无邪”只有三个字，让他们有很大的臆想发挥空间，所以就吵吵闹闹，争论不休。 首先是有“世儒”跳出来说，“思无邪”原是《诗经·鲁颂·駉》中一句诗：“思无邪，思马斯徂。”“思”在此篇本是无意的语音词，孔子借用，作为“思想”解是篡改。杨伯峻《译注》中也说，“思”是无意的语音词，本来没有意义，是孔子独创性的`将其借作“思想”解。清人俞樾在《曲园杂撰·说项》中也这样说。这话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即便“思”有问题，可“无邪”二字的意思却是很明确的。

于是又有人说“邪”通“余”。“无邪”就是“无余”，就是无穷无尽，无边无际。这意思是说，《诗经》所收的诗是很宽泛的，诗中什么话都有的说，所以才有那么多爱情和讽刺，这实际上变相否定了这些诗“无邪。”但是这样咬文嚼字钻牛角尖，显然站不住脚。甚至有人把“无邪”解释为无关思想的“音乐纯正”，那就更站不住脚了。


有的人不得不承认“思无邪”就是思想纯正的意思，却说孔子所说“思无邪”只限于《颂》和《大雅》。这明显不符合孔子言论，孔子明明说的是“《诗》三百，一言一蔽之”，怎么只限于《颂》和《大雅》呢?这只能说是故意狡辩。 最狡猾的还是朱熹，他说孔子讲“思无邪”不是对《诗经》里诗的内容的评价，而是告诫人们读《诗经》的时候要“思无邪”。他的根据是，孔子的这段话是在《为政》里说的，这不就是教育领导干部读《诗经》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吗?朱熹这样解释是很巧妙地把《诗经》里的爱情诗和讽刺诗给否定了。他在《朱子语类》里说：“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诸》之诗，果无邪也?”你看，这就暴露了朱熹的解释是别有用心。 这些曲解和狡辩都无法否定孔子提出的文艺批评思想标准，他对《诗经》包括爱情和讽刺在内的所有诗歌，都是肯定的。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是持正确态度的。有人主张要把“思无邪”和孔子的整体思想挂钩。比如刘宝楠就认为，孔子“思无邪”这句话指的就是诗要使人归于正，那么，什么是“正”呢?孔子在这里并没具体说明，但根据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看出，“无邪”或“正”，就是符合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即符合“仁”和“礼”的要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四章第三节也说，正的标准，实质也是“仁”。但是这似乎太高大上了，如果用这种解释来看待《诗经》里的那些爱情和讽刺诗，那就涉及到对“仁”、对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认识问题，那样就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

其实，还是司马迁比较实事求是，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

乱”，倒是对“思无邪”比较客观的理解。他的讲法是划清了“通俗”与“低俗”的界限，也划清了正当的讽刺批评与“乱”的政治界限，应该说比较符合孔子的本意。

也有人从纯艺术思维来解释“思无邪”，比如程伊川说：“思无邪者，诚也。”也就是说这些爱情和讽刺诗表现的都是真性情，强调的是人格情志的真实，顺其自然，性情之正。乃至于当代学者李泽厚也赞同近代学者郑浩的解释：“夫子盖言于《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因此，李泽厚的翻译便是：“《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不虚假。”(《论语今读》)这样解释也不无道理。而且这种解释也可以从新近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里得到印证，那里面就有“吾以《葛覃》得氏之志，民性固然……”和“《木瓜》得布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云云，可以深味于《诗经》所展示的民性民情。

综合上述对“思无邪”正反两方面的解释和争论，“世儒解释终不了”的根源就可以明白了，那实际上对孔子提出的文艺批评思想标准，历来就存在落后与进步、保守与开放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也是同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状况相关联的。正因此，孔子以《诗经》为范本、本来很明确的文艺批评标准，才被人


故意搞得复杂而模糊不清。这样就正好给历代统治者采取各取所需的文艺政策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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