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阿Q正传》中的反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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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阿Q正传》中的反讽艺术

摘要：鲁迅的小说内涵丰富，自英美新批评的引入，又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

以《阿Q正传》为例，看其中反讽技巧的运用是如何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语义更深更广阔的领悟空间。 关键词：反讽

反讽一词源于对古希腊悲剧艺术的批评，后来在西方哲学、文学中演化为一种深厚的传统，已超出修辞学范畴，不仅是一种打破僵化思维、否定现实的艺术方法，更是一种融合哲学与诗学，探求人生真理的思辩方式。同时反讽也是20世纪英美新批评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新批评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反讽是由于语词受到语境的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的对立的语言现象。”它旨在通过两项对立内容的悖逆冲突，拓展作品的艺术空间，丰富作品的内在意蕴。在叙述情节事件、塑造人物形象、显示作者的情感态度上，具有意婉旨微、深刻有力、耐人寻味的特点。受到中外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鲁迅在《阿Q正传》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反讽的艺术方法，用以表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并且，这部小说已成为反讽的经典文本。通过这些反讽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痛苦被鲁迅以一种反讽的叙述方式给讲述了出来。

小说是言语的综合体，言语反讽是指文本的某一部分叙述者表面上陈述的意思并不是作者真正的意图，读者要依靠文本叙述的独特语调和语境，细读来理解和领悟其中的深意。小说的语言是一种表现的语言，这种语言包含了许多空白和不确定性，这就是文本吸引读者的地方，正是这些空白，它吸引读者参与到小说的创造，填补叙事的空白。相反，那些将什么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则会使人感到缺乏想象的空间。正是这些想象空间，使得我们的阅读活动变成一种真正的审美活动。 一、文体的反讽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传的名目繁多，如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小传„„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而且血缘意识浓厚，通常能够立传的除了帝王将相，就是英雄名人。此外的家传就是记叙家族的传递，以备后世子孙寻根问祖。在这些传记的开头大多用“序”介绍传主的尊姓大名、家庭出身等。但是看看阿Q虽然文本的开头确实是以序开头，符合传记文体的格式，但是在内容上，阿Q却是一个“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了”。这样的小人物及其行状与史传传主的英雄名人及其丰功伟绩就构成了文体上的反讽。从文中阿Q的描述来看，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大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轻贱的雇农身份，卑微社会地位，导致他不仅保不住自己的名字，究竟是“阿贵”还是“阿桂”，都不能确定；而且连姓氏也被剥夺了，因为赵太爷不准他姓赵。小说将这样一个无名无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且还带有无赖性质的乡村雇农写入“传”这种文体，还将本文起了个题目叫“阿Q正传”，这显然和传这种文体相悖。 二、叙述语言的反讽

“反讽”是指在叙述语言与意思之间，即在“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反论之中造成对抗平衡。从文中的叙述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部在他眼里„„“我的儿子会阔多啦！”自然他也完全有理由同时又不得不把自己忽略掉。我们暂不考虑阿Q的推论有何逻辑错误，但阿Q这种话语方式、言语习惯是十分广泛而且典型的。中华民族同胞里那种不是“自大狂”就是“自卑狂”的典型思维定势，被阿Q演绎得淋漓尽致。然而在阿Q这种推论中，自大与自卑又巧妙的揉和无间。

阿Q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也未免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


慌张神情也使得阿Q更快意。“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从神往革命到投向革命的阿天天盼望着革命党来邀请他，可是一切并非所愿。“革命”却完全按照在积极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不准小D“神往”革命阿Q在清醒之后，便去投降假洋鬼子，却遭到了严厉的拒绝。从而“不准革命“的命运，同样落到了阿Q身上。笑者变为被笑者，被笑者变为笑者，这便是反讽的语体特征。如此的语言组织结构，无不让人感到滑稽。

三、章节标题的反讽

“一个词，一个事件，一个人与其获取意义与生存的上下文发生了不符，背离或冲突”便形成了反讽。《阿Q正传》是由数个小标题组成的，其中《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中，讲述了阿Q因社会地位卑下被未庄人欺负，每一次阿Q都有所反抗。但都以失败告终，可是这两章的标题却是以“优胜”命名，这也就是突出了阿Q的性格核心——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屈辱和失败，把失败当作胜利在想象中得到满足，他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用虚无缥缈的想象来满足自己。被人打后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阿Q在赌场稀里糊涂地赢了钱，而后又被人给抢了去，“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吧，总是忽忽不乐”，于是阿Q自打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这样在自己打自己的惩罚中转败为胜，在一次次的胜利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一个在幻觉中转败为胜的灵魂，这样的写作方式产生了一种反讽效果，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惜之情跃然纸上。

最后一章写阿Q之死，标题为《大团圆》，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注重故事应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一种悲剧美，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自然不能接受不“团圆”的结局，读过本文，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一部悲剧，但文本却用了戏剧的叙述方式，“阿Q真羞愧自己画得不圆，„„他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画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这种叙述让我们觉得这样一个人是多么的可笑，可笑的同时有事一个可悲的人。如厮的一个悲剧却冠以大团圆的题目，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在悲剧与喜剧叙述的巨大落差中反思国民性的弱点。 结语

反讽这一艺术手法的优点就在于，它用一种打破僵化思维的手法来表明人们对生活的复杂性，这比简单传达具更广博，更深邃的意蕴，在于避免过分的简单化和说教性。世人都只看到鲁迅犀利的笔锋和深邃的思想，而我认为，鲁迅的卓尔不群之处除此之外还有他通过反讽的方式为小说创造了一个冷峻的叙事环境，从而是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细读出他的深刻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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