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士与日本武士之忠义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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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士与日本武士之忠义观比较

侠士和武士是中日民族历史上承载浓厚尚武精神的形象，他们给人以忠诚耿直、重言诺、讲信义、扶弱济贫等英雄观感，在这诸多共性背后的不同之处，折射出的便是植根不同民族文化影响下的不同民族性格。 1 尚武精神的代表

侠士这一群体可谓是中国尚武精神的代表。侠的诞生是始于中国历史上“士”的文武殊途。“士”在中国的商周时代指的是在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介于统治者和平民之间的文武兼备的社会阶层。秦汉定鼎天下后，“士”阶层出现分化重组，一部分专门事文，继而形成最初的儒士；另一部分则仍然保持承袭尚武的本色，从而发展成为早期的侠士。剑乃侠士惯用的武器，仗剑远游、济世天下是侠士的经典形象。战国时期是浩气如长虹的侠士生长的土壤。这些独立和自由的个体，比如鲁仲连、荆轲、专诸、聂政，他们带着浪漫气息和侠义精神游走在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实乃一幅绝美的图景。尚武之风、任侠之气于战国之乱世可以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在秦汉“废封建，行郡县”以后就渐为绝响。

日本尚武精神的代表则非武士这一集团莫属了。武士产生于9世纪中期平安时代的日本，一些封建地方领主为了保卫自身的利益开始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不断扩张势力，这种武装便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武士集团。身为武士者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武技训练，因此他们个个武艺精湛、胆识过人，而勇敢无畏更是他们极力推崇信仰的。他们认为真正的武士应该战死沙场或杀身成仁，而不是终老于田园。武士们从小就要随身佩带长、短两把无比锋利的武士刀，长刀是为了斩杀敌人，而短刀则是为了切腹自尽。武士在日本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直至今日仍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中国侠士的尊“义”和日本武士的尽“忠”

传统儒家思想提倡仁、义、礼、智、信等。其主张的诚信重诺，对中国侠士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古有孔门弟子季路杀身成仁，死而无悔，大义巍然”。[1]此行此举不断影响着把“士为知己者死”奉为处世最高准则的侠士。据记载，韩傀为韩国丞相，严遂也很受重用，但与韩傀不睦。某日韩傀在朝中呵斥严遂，严遂拔剑相向，因有人阻止才罢手。后严遂流亡到齐国后结识聂政，倾力相交。聂政在母亲死后为严遂杀死韩傀后自杀。当身份显赫的严遂多次屈身登门为聂母祝寿并送以百金，政虽辞而不纳，但心中已把严遂当成知己，得严遂赏识兼与礼遇之恩，必当择机以报之。也就是说，严遂对聂政的善待及赏识让聂政深受感激，又因严遂身份高贵，所以严遂之于聂政的关系既为知己又似“君臣”。严遂有难，聂政必要挺身而出。“理应如此去做”是聂政等人最高的绝对道德准则。聂政为了报知遇之恩而秉承侠士的基本道德“义”去为严遂报仇。

在这一点上，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刻的武士，也自当为其主君报仇雪耻。日本江户时期，将军德川纲吉欲举行仪式迎接御使，命令赤穗藩领主浅野安排迎接仪式。浅野不熟悉典礼细则，由幕府中枢吉良上野介辅助他。由于浅野未向吉良行贿，吉良故意教授错误的内容，导致浅野丑态百出、颜面无存，恼羞成怒的浅野在幕府拔刀砍伤吉良。在幕府轻易动刀，不顾御使的威严，浅野被将军勒令切腹，浅野家的武士皆被遣散。其中四十七名武士抛妻别子、卧薪尝胆，以此来麻痹吉良，终于在一个雪夜杀入吉良家，割下其头颅以祭祀浅野，然后束手就擒。尽管侠士与武士两者在其复仇动机上颇为相似，然而武士的行事准则更依赖于他们的金科玉律——武士道。武士道融合了儒学、佛学以及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理论。佛教赋予武士道卑生而亲死的心境，神道教给予武士道对主君刻骨铭心的忠诚，这些皆对武士的傲慢性格注入了服从性。如此看来侠士和武士对轻生死、讲忠义的道德观念都是比较推崇的。 尽管两者都推崇忠义，但受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仍有差异。聂政起初没有答应严遂请求的原因就是他母亲还健在，他要尽孝道。刺杀成功后仍记挂着姐姐的安危而毁容绝迹。“在中国，儒教把对父母家族的服从作为人们的首要义务，而在日本却是把忠放在首位”。[2]在日本历史


上，“自镰仓中期以后，武家社会进一步强调从者为主尽忠的忠节观念，并使之不断渗透到底层，在江户时代就形成了完整的武士道”。[3]日本社会在伦理方面，也把对主君无条件的服从、效劳的忠放在首位。赤穗武士他们为了义理，抛弃妻子，离开儿女，杀死父母。武士在忠与孝的抉择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忠，把生命看作是臣事效忠主君的手段，而其理想就是衷心为主，万死不辞。这种弑父、杀妻、弃子的事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侠士和武士皆为忠义之士，但其忠义观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则反映出中国的“有仁之忠”与日本的“无仁之忠”的不同。 3 “仁”的取舍

武士在忠孝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忠君，但是中国的侠士乃至士人还有更高的行事准则，那就是凌驾于忠孝义，也可以说是引导各种道德义理的“仁”。“仁”的价值观是家国精神的派生。被燕太子丹奉为上宾的著名刺客荆轲，担负刺杀秦王挽救国家于危亡的重要使命，虽然没有成功而饮恨死去，但作为仁人志士留名千古，何其壮哉！汉代名将李广由于不能克服的客观原因而延误了会师作战时间，便自杀谢罪，惜一代骁勇大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中国的侠士以国以家为重，是心怀天下的表现。所以充斥着尚武精神的侠义精神在正统周礼思想的影响下有了伦理道德的约束。

相比之下，日本武士道则只强调毫无条件的服从和自裁。武士道以“忠”为其核心和灵魂，强调武士对主家或天皇的忠诚献身。武士道诞生于等级社会中统治阶层的土壤，其根系当然不免要深植其间。曾辅佐将军足利义满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写作了《竹马抄》一书来教诫子弟：“人生在世，切不可忘记主恩，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是武士之本分。武士只有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着‘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不惜把生命也献给主家。”[4]日本武士道重视君臣戒律，宁可“君不君”也不能“臣不臣”，尽忠才是武士绝对的价值。不管是忠于大名、将军，还是近代以来的天皇，后又上升到国家民族，这种“忠”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影响了武士们的思想行为，直至如今，或多或少仍遗存于日本人的观念中。

侠士和武士虽都是尚武的代表，也都崇尚忠义，但在如何实践“忠”与“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行为规范，日本武士受“为主尽忠”思想的引导，而中国的侠士群体主要以“仁义”行事。 参考文献

[1]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王博，译.2010.

[3][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的研究[M].吉川弘文馆，1973.

[4][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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