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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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政治思想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5-1975），犹太人，代表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状况》，尤以前者有名。

一、极权主义及其起源 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不管有什么特殊的民族传统，或其意识形态有什么特殊的精神来源，极权主义政府总是把阶级转变成群众，用群众运动而不是一党专政代替正常制度，把权力中心由军队转移给警察，并制定公然指向世界统治的外交政策。”

其核心是依靠宣传和恐怖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一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统治形式。 阿伦特认为，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本质守法是暴政法制的本质，那么恐怖则是极权统治的实质。在这里，统治者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自身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它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程度。

她认为，极权主义在宣传中利用了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但是取消了它们的功利主义的内容，即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利益。事实上，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充当杉树主义的统治工具时才会暴露出来。

阿伦特探讨了各种意识形态中包含的三种极权主义因素：一是各种意识形态都宣称一种总体的解释；二，意识形态的这种解释能力使它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三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思维都将事实组织进一种绝对的逻辑过程。

极权主义在组织方面的特点是：呈现为一种由同情者、党员、精英组织、亲密小圈子和领袖构成的层级结构。

极权主义是如何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她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把人固定的、满足生存需要的“财产”（property）转化成为不断投资和再投资的无限流动的财富（wealth），并且在这种转化中也孕育了“资本主义意识”。资本主义意识的实质就是追求财富的无休止扩张，就是以征服全球为目的。这种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使国家逐渐丧失了保障公民权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殖民经验中，孕育了“种族主义的观念和认识”，以此作为对殖民地进行征服的合理根据。此外，在进行扩张时，也破坏了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并把自己的使命视为服务历史和生物法则的必然性。

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和财富积累也造成了一大群孤独、无根、与生活世界疏离并自觉是多余者的“群众”。他们充满物欲的激情，拼命追求物欲的满足，全然不顾公共的事务，他们与他人隔绝，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公共领域。在这种“隔绝”和“孤独”的状况下，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和利用。例如，群众中的暴民在19世纪在无法治的“蛮荒世界”犯下了各种巨大的罪行。总之，正是公共领域的丧失和个人的原子化处境，才使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了吸引力。



公共领域与积极生活

阿伦特重视公共领域，主张应从封闭的个人领域中走出来，去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在《人的状况》一书中，阿伦特从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出发，探讨了人的三种基本生存状态。她认为，人类有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它们分别对应于人的三种基本状态。劳动是一种维持生命的动物化活动，它的特点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很快就被人体消耗掉。工作指的是人的技艺性的制作活动（主要是制作使用品而不是消费品）。通过这种活动，人们营造了一个与自然界完全不同的“人工”世界。行动主要是指人类群体中的交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样性的、相互沟通的政治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行动者在言行中展现自我，通


过言行将自己融入世界，从而开始自己的生活故事。她认为，人的本质只有在生命已经逝去时才能形成，这个形成的东西就是他留在世上的一个故事。

阿伦特区分了三种人类在其中活动的领域：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是要暴露的东西和要隐藏的东西的区别，是自由和必需品的区别，光荣和羞耻的区别。社会领域是一个处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雌雄同体的领域”，在阿伦特那里，它大体相当于为经济生产目的和集合起来的领域，即现在人们常讲的“市民社会”。

阿伦特认为，在古希腊时期，劳动作为痛苦的、动物性的、满足肉体需要的活动，被强加在奴隶身上，而且也被局限在私人领域（即是在家庭内进行的），公民们则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敌视公共领域的，于是，公开、开放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就急剧衰落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劳动从最低下、最为看不起的位置，一下子上升为人类最值得尊敬的活动。这种变化是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的来源后开始的。同时，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也从私人领域解放出来，进入了新兴的社会领域（这里指市民社会）。另外，劳动分工、工业革命和机械化的发展也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使工作过程具有了劳动的性质，工作的产品（如工具）越来越具有消费品的性质。与此相应，这种劳动社会也成了消费社会，整个经济成了一种挥霍经济；而且，作为人工世界创造者的技艺者（即工作者）所向往的永恒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理想，也在物质的极大充裕（这是动物化劳动者的理想）面前破碎了。

她认为，动物化劳动进入公共领域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只要他们“占据公共领域，就无真正的公共领域可言，最多只是进行一些公开的私人活动而已”。（《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作为维持生命、生产消费品的劳动，即便在公共领域进行，也是一种私人性的活动，而不能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只有生产耐用性使用品的工作才能为公共领域提供有形的空间，只有作为人际交往活动的行动才能创造公共领域本身。实际上，阿伦特也看到，近代以来劳动者在允许进入公共领域的同时，又不被纳入社会，不在社会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充当任何领导的角色，因此这些人是又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

阿伦特指出，虽然劳动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只有工作才能使生活成为人的生活，只有行动才能使人伟大，即使人能够创造业绩、展示自我和实现自我。公共领域的政治性虽然意味着能够达到人类生存的最大可能，但它也只有在满足了生活本身更为迫切的需求之后才会成为可能。不过，阿伦特也反对沉溺于私人领域和个人生活，认为人不为生活必需品所困并不会自动地导致自由的确立。



参与式民主与非暴力反抗

阿伦特反对用暴力的手段来反抗法律。她指出，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了暴力在历史的作用，但在他看来，这个作用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社会根源的分析，对代议制弊端的批评等，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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