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文化观与近代“西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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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文化观与近代“西学东渐”

一、 中体西用的萌芽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源于嘉道年间地主阶级抵抗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说。鸦片战争中，西方夷狄之邦的坚船利炮打败了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震惊了中国朝野。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中外联系的扩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交汇、碰撞。面对列强的炮火和清王朝的衰微，一批满怀经国之志的爱国先进人士渐知中国器械不如人，唯有变革才有出路。他们勇敢地正视现实，克服“贵华夏、贱夷狄”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开始着眼研究中外关系，由此踏上蜕变与新生的学习西方的文化历程。放眼世界的先行者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构想，将“技”视作西方之长，采取“师夷长技”的态度，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以维护封建统治。这种借用西学维护中国固有制度的文化构想，是对几千年传统心态的一次挑战，是“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萌芽。它启迪人们开眼看世界，探索救国之路。 二、 中体西用的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顽固派和洋务派在处理中西文化關系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顽固派闭目塞听，声称“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洋务派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逐渐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种文化整合方案。

名士冯桂芬在其名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一条原则：“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标志着中体西用文化观基本构架已成型。李鸿章也曾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王韬在19世纪70、80年代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


原者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辨明了道与器的主从关系，同样表达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主张西学为用，既强调维护传统，又不排斥西学，这就在僵化的封建文化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合法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进行深刻反思，他们主张革新政治，实行君主立宪，为康、梁的维新思想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但他们的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实践，而且仍然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

三、 中体西用的发展

甲午中日战争，泱泱中华被蕞尔小国打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东眈，法南瞬，俄北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甲午惨败不仅暴露出清王朝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腐朽，国家体制已经病入膏肓，而且在人们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令人痛彻心扉，在社会上激起巨大的震动。民族危机的加剧深深刺痛着中国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理性思考民族前途。中国朝野逐渐认识到所谓的同光新政不足以使国家富强，另辟新路，求新求变，实行变革成为必然的选择。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们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自觉承担中国的历史命运。康有为在上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大声疾呼，“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弱。”他们不仅要求变法，而且要求“全变”。他们继承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以中学兼通西学，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康有为也指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保存儒学，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这就从思想层面保持了价值认同的一致性，为维新变法找到了合乎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论依据。以中体作为纽带，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充当护身符，学习宣传西方进化论和资本主义政治学说，推进中国的维新变法。

康有为把孔子推为教主，大搞尊孔迷信。这种石破天惊的论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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