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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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产生与发展的文化背景及其特点



俄罗斯文学既然诞生于俄国这样一个雄踞亚欧大陆北方的广袤土地上，就必然和俄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细究起来，又是社会文化背景对其产生和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尽管在古代就有诸如基辅罗斯公国这样的封建国家出现，也接受了东正教作为国教，但除了《伊戈尔远征记》这一部英雄史诗外，别无其他文学经典出现。而在被蒙古人的钦察汗国征服后，蒙古文化虽然在俄罗斯族的文化基因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一片空白。俄国近代文学必须等到彼得大帝开始吸收西欧文化后，俄罗斯本土文化以新形式复兴时才能出现，其代表人物就是普希金，他被赞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因此被高尔基誉为“一切开端的开端”。可以说，普希金之前，俄国几乎没有文学可言。 普希金创立的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虽然时间上并不太滞后，但俄国文学终究没有完整适时地经历欧洲的古典主义阶段。普希金曾结识过十二月党人，接受过启蒙思想的熏陶，他实在是吸收了法国大革命后西欧文化潮流中的先进要素，而以此影响了俄国文坛的，而这与彼得大帝当年师法西欧，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与此同时，普希金也在创作的初期就带上了俄国的乡土气息，他深受俄国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在作品中也运用了民间的语言。可以说，自此开始，俄国文学乃至文化中特有的两股思潮，即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已经诞生了，而这一切都和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俄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大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村中的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农奴制，以及村社制度，还有偏远如哥萨克和中亚的游牧文化，都并存在这样一个大国中。因此我个人得出结论，俄国近代文学是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晚期分支，而俄国文化是文艺复兴300年后晚到这块土地上的产物，但从最初起，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俄国的本土特色，成为具有独特价值观和魅力的文学和文化。

俄罗斯人确实具有自己的独特民族特性，他们的性格中的无定形性，他们思维方式中的乌托邦色彩，还有他们对自身民族以及全人类命运的忧虑和拯救意识，部分可以说是这块国土的特殊生存环境下自然诞生的产物，但还有部分明显是来自东正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氛围。

东正教自从与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起，从来强调作为“正教”的正统地位，传入俄罗斯后，也带给俄罗斯人关于普世精神与弥赛亚精神的启迪。俄罗斯正教会虽在早期听从拜占庭教会的管辖，但从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后，随着俄国封建制度的加强，俄国教会逐渐走上独立之路，从十六世纪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在给瓦西里大公的信中提出“第三罗马”之说起，至今已有四个世纪之久。而“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种观点，本身就与美国的“山巅之城”论一样，是基督教体系下的面对全人类的救赎意识，但又强化和突出了本民族在这一体系中的领导者与巅峰地位，因此也满足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觉醒意识与民族自豪感。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第三罗马”的价值观是与西欧文化中潜藏的西欧中心论相冲突的，因此也加剧了俄国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彼此间的矛盾。

在近代，自彼得大帝肇始，俄国的上层社会效仿西欧，仰慕并学习西欧文化，同时其中的部分先进人士，如十二月党人等更要将西方的平等、自由、博爱、民主等价值观引入俄国，冀图解放农奴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还有部分人士则要到俄罗斯的民间社会中去寻找济世良方，他们或是沉醉于俄国民族的自豪感，或是发现了欧洲式的西方社会的弱点，从而许多人从俄国民间传统的村社制度中得到启迪，进而赞扬俄国农民的朴实与互助精神，认为俄罗斯民族中潜藏着美好的特性与巨大的优越性，可以承担起拯救世界的历史任务。当然，这两种思潮，在热爱国家与强调俄罗斯的使命感这两点上，没有本质的分歧，而只是选择的


路线不同而已。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完成从早年的西欧主义者到中晚年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转变。而即使是苏联文化与苏联文学，看似弱化了宗教的一面，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俄国的弥赛亚精神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外观而出现，而俄国对原本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对其加以俄国特色的改造，也还是当年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并行的体现。

因此，俄罗斯文学经历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从早年对西欧古典主义的迟钝，再到19世纪初与西欧在浪漫主义上的亦步亦趋，再到19世纪晚期在现实主义上的独树一帜，领导整个欧洲文坛，再到20世纪苏联文学的独立于西方世界文学体系之外，自成一派，最后到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的复苏和回归。在不到300年的短时间里，俄国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风波不断，充满矛盾的过程，在世界文学中是少有的例子。

而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也就此产生，自沙皇时代起，由于政治制度的压迫，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政无门，救民无方，只能退守到文学领域去发布自己的思想，所谓“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准确地说，是俄国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因此久而久之，俄国文学成为了“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小人物的文学、社会良知的文学”，而且一枝独秀，把其他学科的内容都涵盖在其中，形成文学的社会化、文学的政治化、文学的哲学化、文学的宗教化……俄国文学家也就成为了“思想的引领者”、社会良心的代表、民意的倾诉者。他们中最有名望者，如列夫·托尔斯泰去世时，堪称震动全国，而送葬者中又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和各界代表，队伍达到数里之长。而如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洛霍夫等人，也在20世纪对身处的苏联社会与历史作出了自己的反思，承袭了这一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色。 然而，这些俄国的知识分子与文人们，从来都抱着有些沙文主义化了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情绪，他们即使在对内政策上对政府可以严厉批评，然而在民族问题和对外扩张问题上，却依然承袭着身为俄罗斯族的骄傲与自豪感。这些从普希金在《皇村回忆》中热情的歌颂俄罗斯的光荣历史，再到《战争与和平》第四部中列夫·托尔斯泰对拿破仑的不屑之情，以及阿·托尔斯泰在《彼得大帝》中对彼得开疆扩土的赞颂式描写中可见一斑。但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还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曾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的切齿痛恨，这些又是俄国沙文主义的极端体现。

也许可以说，是俄罗斯人强烈的宗教意识，导致了在文学上也产生了这种民族主义。俄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就是宗教，表现在文学上，一般体现为以下四种意识：

（1） 强烈的自然意识，这是来自于古代多神崇拜与地母崇拜的遗存。俄罗斯文学作品一般多歌颂祖国自然环境之博大，山川森林之优美，大地之深沉悠远，天空之广袤无边，而优秀的文学家们又尤其注重俄罗斯农村的乡土气息，他们是俄国的“大地之子”。他们作品中也多有在大自然中获得启示的情节。如《战争与和平》中主人公之一的安德烈公爵，其心灵发展史就是个典例。他一开始雄心勃勃，注重功名，而且十分理性，甚至认为人不必要为了信仰而战。但当他奔赴战场，目睹了死亡之后，奥斯特里茨宁静、广阔的天空却给了他非理性的“天启”，让他顿悟般地感觉到了生命的虚无，转变了思想，后来大橡树的枯荣给予他的也是类似的启示。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也是在面对烈士墓地沉静但美丽景色冥思时，才能发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的宣言。

（2） 厚重的苦难意识，一方面推崇肉体苦行与禁欲主义，因此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索尔仁尼琴这样被动的接受苦难者，但尤其重视精神苦难，信仰苦难能净化人的精神。这种思想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两人塑造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与拉斯柯尔尼科夫，都因为自己犯下的罪孽，而一直在精神上蒙受着深重的苦难，而最后，又都是通过自我惩罚与放逐的方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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