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与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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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与达尔文主义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人类整个生产实践和历史发展直接关联的，有着深刻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根源和反神学桎梏的社会学根源。反科学事件的发生不仅同一国的政治大气候密切相连，而且同该国作为后起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大国在传播科学思想时一贯的机械理解甚至是错误宣传有不可忽视的关联。李森科事件作为苏联反对甚至消灭科学遗传学的例子，特别与苏联(俄国)长时期以来机械化的宣传和理解达尔文主义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

一、 革命前达尔文主义的传播

达尔文主义于19世纪中后期传入俄罗斯，没有引起俄罗斯科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的大的反对，抱有各种政治倾向的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绝大多数都接受进化的观念。但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俄罗斯知识界对达尔文主义的修正，不管是进化的机理还是进化的事实，都是很明显的，这明显有别于西欧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俄罗斯知识界对达尔文主义的修正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不重视自然选择的作用而重视获得性遗传的作用。在达尔文的学说中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是其核心和首要的观点，恰恰在这些核心观点上，俄罗斯知识界明显有悖于达尔文主义。皮萨列夫在解释进化时，首先使用的是器官的运用来解释，也就是依靠使用/不使用解释动物器官进化，而达尔文首先运用的是自然选择。车耳雪夫斯基对达尔文的批判则更为直接，他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所依据的是饥饿与痛苦会产生号结果这个错误的假设，这意味着生物体依靠竞争与斗争而获得进化，这是为暴力辩护，所以自然选择理论根本就弄错了，如果进化按照达尔文的方式进行下去，那么就不是进化而是退化，他说：“如果几代生物体的生活都这样进行下去，那么对于每个新生的一代，后果的范围增大了，这是因为它是前面若干代毛病的总和”。

（2）反对生存竞争，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尤其是内部竞争，成了俄罗斯知识界无法接受的一个观点。尼古拉·诺金在竭力忠于生物学达尔文主义的同时，坚持认为竞争只出现在结构不相同的生物体之间，而不出现在相同的物种的个体之间，他更重视的是人们之间的合作学说。著名的进化论者季米里阿泽夫，极力避免使用“生存竞争”这个词，而使用“协调”，他关注的是自然界达到协调的途径，而不是残酷竞争的机理。克鲁泡特金坚定的支持达尔文进化论，但是他却用“友善”和“互助”来解释这个理论。实际上，在达尔文看来，种族内的斗争是进化的重要动力，而克鲁泡特金则认为种族内的合作是进化的主要力量，达尔文强调种内和种外两者，而克鲁泡特金只强调后者。

（3）将科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把达尔文的学说引入社会政治领域，夸大达尔文主义对于社会革命和改革的重要意义。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达尔文主义都是明显可以和唯物主义联系起来的，俄罗斯知识界基本上是把达尔文主义看成是对唯物主义的维护，甚至把他看成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狂热追随者。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正处于极端动荡的时期，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主张改革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批评俄国的独裁制度和宗教正统观念，把科学看成是政治变化的天然盟友，希望科学可以给俄国指引新的方向，像在其他社会和国家一样，达尔文主义成了最令人振奋的思想武器，因为既然生物界是进化的，那么人类社会也应该是进化的，这就支持了社会政治的变革学说。

可以看到，达尔文主义在俄国传播过程中明显的俄罗斯化了，俄罗斯知识界更乐意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所揭示的政治意义，而不是其本来的科学精神、科学内涵和科学面貌。相对于自然选择，俄罗斯知识界更倾向于接受拉马克的获得性特征遗传，这显示了他们对主观意志的强调，运用主观意志改造社会，主观意志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对于生存竞争，尤其是内部竞争得作用，俄罗斯知识界则难以接受，一般将生存竞争归结为达尔文


依据的是错误的马尔萨斯假设，而大加批评。明白了这几点，李森科事件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文化根源，对达尔文主义的错误理解在李森科事件中被推向了极端。也可以说这是后起的社会政治强国的特点。

二、 李森科事件对达尔文主义的批评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国际遗传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逐渐教条和僵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加强，政治干涉和压制科学研究的局面开始形成并逐渐走向极端，标志就是李森科事件。李森科事件的产生不仅有独特的苏联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也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达尔文主义的误读可以算是其中之一,回过头来审视这个事件时,发现苏联社会教条和僵化的思维方式,有着极长的历史,也有着广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从生物学上讲，李森科是站在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基础上，修正达尔文主义，反对科学的。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是指非先天所固有的生物性状，受后天环境和“用进废退”的影响，能够遗传给后代。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自然选择之外也承认获得性遗传的作用。摩尔根染色体遗传学的建立，科学的说明一般环境影响下的变化是不能遗传的，只有外界环境中的刺激强度足以引起染色体结构发生变化，才能使遗传结构发生变化。30年代中期，苏联遗传学和进化论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后天获得性能否遗传的问题。1943年李森科发表一篇《论遗传性及其变异性》的文章，一再肯定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观点，否定遗传性与细胞中的染色体有关，只承认与外部环境有关。1946年，李森科发表了《自然选择与种内斗争》，否定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原理。达尔文认为繁殖过剩是影响自然选择的法则之一，而李森科认为自然界不可能有繁殖过剩。关于种内斗争，李森科指责达尔文是受资产阶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引申来的，是极端错误的。在1948年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李森科将之推广到全国，此种观点和思想一直垄断到60年代赫鲁晓夫下台。在1963年李森科发表的《农作物遗传性定向变异的理论基础》中，李森科又否定了DAN在遗传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由于教条主义的狂热，在哲学上李森科特别夸大质变的重要作用，提出从一个物种突然变成另一个物种，这种飞跃形式更有利于苏联农业的发展。他在1949年发表的《斯大林与米丘林农业生物学》中，批评达尔文进化论，仅仅以承认量变为出发点，不知道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的必然性。在科学上李森科夸大必然性的作用忽视偶然性的作用，在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哲学命题“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一错误的哲学命题曾在苏联哲学界普遍应用。他认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规律全部建立在偶然性的观念之上，只有把他们从科学中消灭掉，才能把偶然性驱逐出科学之外。一般而言激进的意识形态，包括教条主义都是特别夸大主观意识的作用的，质变和必然性满足了他们的推理方式，但科学的真实发展并非如此，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才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特别是他在环球航行期间以及研究家养动植物时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

从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上讲，政治支持和主导科学研究的局面开始形成。苏联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在意识形态上巩固统治。在斯大林的号召下，苏联展开了反对世界主义、客观主义和宣传爱国主义的大规模思想运动。科学理论被思想家们打上了“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等的标签，自然科学也被划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的派别。马克思曾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同质量守恒定律和细胞学说并列为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三大伟大发现，可以说马克斯是支持达尔文学说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马恩时代科学的遗传学并没有建立起来，达尔文进化论本身还有未被完善的地方。李森科本人是不反对进化论的，但由于他坚持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指责其受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影响，把达尔文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反对了自然选择。


而关于种内竞争更指责其不能作为实践改造生物界的理论基础，对于遗传与变异也一样，只承认外在环境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在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李森科把所有反对他的观点的人都定位资产阶级分子，加以压制。这实际上是终结了达尔文在苏联发展的道路。

三、 再次考察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当我们研究俄国（苏联）科学史的时候，明显可以发现俄罗斯科学与国家目标之间的矛盾呈现缓和冲突交替发展的轨迹，国际希望从科学发展中获益，直接的目标就是促进国防力量的强大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而科学家明显也需要国家的支持。问题来自，俄罗斯是一个具有久远独裁专制思想的国家，近代科学并不是从这里产生的，俄罗斯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专家治国，也就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成果只是达到了国家目标所能允许和接收的程度。这源于一个国家级要实现国家强盛又要维持独裁统治，与生俱来的矛盾。

俄罗斯社会源远流淌着一种救世情怀，这种救世情怀一般被叫做大国沙文主义，它宣扬爱国主义、救世思想，并认为世界只有俄罗斯民族可以拯救。可以认为俄罗斯社会中的独裁思想根深蒂固也是和此有一定关联的，因为这种爱国主义和救世思想只有被推广到社会层面才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极权社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爱国主义和救世情怀（沙文主义）是诞生极权思想的一个因素。而科学精神本身与此是不相关联的。从哲学上讲，近代科学有两大学传统，一是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一是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由于科学本质上求真的和对立与神学的，所以基于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一直更富有建设性，也一直引领着科学进步的潮流。达尔文主义产生在英国，在一定时期内却终结在独裁统治的后起的俄国身上，使值得深思的。政府要向实现现代化，显然需要依靠科技人员才能达到，但是政府往往拒不承认这种依靠所带来的全部社会和政治的思想内涵。

如果不谈科学本身的历史，那么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模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科学精神重塑社会文明，政府科学化。在科学诞生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大体是这种情况。科学精神的求真的本性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宽松氛围，促成了社会的转型。在这种模式里管理国家的精英却未必是各个领域里的专家，而是法学、政治学等出身的人才。第二种模式是科学与国家意识形态交替影响，不时出现反复的形式，这种形式大多出现在后起的强国身上，在这些国家里，科学本身并不产生在这里，而是国家为了实现富强，从西欧引进科学组织机构和人员，大力加以扶持的结果。由于科学精神并没有深入到社会之中，而是只是在知识分子上层有重大影响，所以专制和专家治国的局面都可以形成，而究竟哪一种方式更适合社会发展，更与科学精神相符，却只能看他们具体的政策，因为此种形态下的专家治国本身可能就是传统势力和僵化理解科学的产物。俄罗斯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大体符合这一形式。俄罗斯承袭了德国的科学体制，可以说德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第二种形式的影响。第三种模式是意识形态压制科学的发展。绝对的这种形式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国家需要科学的支持，国防力量没有科学是无法强大起来的。这种形式在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专家治国。

从科学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的层面上讲，科学融入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一般而言不会再短短几十年内实现。达尔文主义传入俄罗斯已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李森科事件早已不复存在，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本身是俄国知识界普遍接受的，然而混合了独特的俄国式的宣传与改造形成的集合力量却至今继续存在。当今世界工业化的完成、政治格局的形成都是在科学催动下实现的，后起国家为了追赶世界强国，对科技成果直接拿来主义，采用僵化思维和领导方式，这也可以带来重大的科学发现和一时社会的强盛，但要维持一个较长的历程，引领世界潮流却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如何宣传和理解科学关乎国家的前途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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