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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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女性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边缘地位。比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在家庭中充当大家长，支撑家族苟延残喘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男性家长则被排除在外，女性家长替代了男性家长的位置，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怨女》中的姚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小艾》中的席老太太。而对于男性的形象，也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性无论身份年龄，无论是庸碌于都市空间的各态人物，洋场社会的风流阔少，还是旧家族的遗老遗少，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昏馈无能，他们都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家庭与爱情的因素，还与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有关，更与张爱玲本身所具有的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藐视有关。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一）没落贵族的遗老遗少

张爱玲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封建没落家庭中的男性。他们有的形体残缺、精神残障、一无所能，如《金锁记》里里毫无人气的软骨病人姜二爷，《怨女》里患着骨痹、又聋又瞎的姚二爷；他们有的终日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中，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如《金锁记》里的的姜季泽，《小艾》里蓄娟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老爷。这些人他们生存的唯一本领就是“啃祖宗”。

我们在读张爱玲小说的时候可以发现，张爱玲对这类遗老遗少的描写比对其他男性的描写更为深刻，对其他男性的描写都不能达到直逼内心的程度，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而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正说明张爱玲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只要人物在旧式的生活方式中，她便能游刃有余。 （二）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的留洋人士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大都曾留洋，或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着上等体面的工作，但同时又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自己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中。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挣扎在“好人”与“真人”双重人格之间的佟振保；《留情》里“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的米晶尧；《多少限》里药厂老板夏宗豫。

佟振保是这一类男性形象的典型。佟振保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着力刻画的男性主角形象，是一个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人，其双重人格在社会规范的“好人”与人性之本的“真人”间此消彼长地相互格斗。他渴望生命中有两种事物的共存一一红玫瑰和白玫瑰，红玫瑰代表“热烈的情妇”，也是他的性爱理想；白玫瑰代表“圣洁的妻子”，是他的婚姻理想。他迷恋于朋友之妻王娇蕊那光滑、质感的肉体，盘算着“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在情欲的诱惑下，露出了“真人”本相，获得了朋友之妇的感情。然而他一方面陶醉于得了便宜的无耻快乐之中；一方面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王娇蕊终究会威胁到他的名誉、前途、地位等等。他一方面“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一方面又“由不得女人不规矩”。之后，娶了孟烟鹏后，他又开始了自觉选择的传统婚姻生活。而当他得知孟烟鹂居然与裁缝私通后，他纠缠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他开始公开嫖娼、疯狂地变本加厉来砸碎妻子、砸碎自己、砸碎这个家。

张爱玲笔下的这类人物，很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然而他们的悲剧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他们是留洋人式，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而现实却是他们依旧固守传统男权社会的一套传统，这两种道德观念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不仅造成了他们的悲剧，更造成了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而这类人物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执着，一方面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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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小的旧式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的影响，更是因为他们“留洋人式”这一特殊身份。他们在国外生活，深受西方文化传统感染，却因为种族与以前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影响，不能真正融入西方生活，由此产生了“异乡人”、“外来人”的感受，得不到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开始发酵，渴望得到祖国与国人的认同，于是回到国内，便自觉地融入到大家所共有的固有的传统生活与观念中去。 （三）洋场社会的风月高手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反映的是沪港两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洋场社会’的窗口”。她笔下的洋场男性是“病态的文明培养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之间的调剂”。比如，《倾城之恋》里“把婚姻看作长期卖淫”、“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靠寄生贵妇、吃软饭、善调情的“杂种”乔琪乔；上流社会的情场老手、用钻石镯子“铐住”葛薇龙的司徒协等。



二、男性形象及边缘化的原因

（一）家庭的影响

张爱玲少年时代，生活在由鸦片、后母等组成的暗淡的旧式家庭氛围中，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多少温暖和爱。后来还与后母发生矛盾被父亲虐待关禁闭达半年之久。张爱玲说过这样的话“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也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可见父亲给予她的打击是深刻的。张爱玲还有个弟弟，她的弟弟从小娇生惯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逃学、忤逆、没有志气。且家人与仆人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对张爱玲和她弟弟向来都是不公平的。

在张爱玲的世界中，最先接触的两个男性便是父亲和弟弟，但这两个男性全不像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中的那些英雄式的人物，相反却是自私、荒淫、软弱的。这种反差影响了张爱玲对男性世界的认识。且对男尊女卑思想的厌恶也使她很早就产生了反抗心理，所以她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二）时代特征下男性的普遍特点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纷纷的时代，浓重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人们。1937年，张爱玲到香港读书，就在这一年，日军进攻位于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那里读书，她经历了香港被围困和侵占的全过程。在《烬余录》中，她写到了战争给与她的体验：“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己经不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间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早不保暮”。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大都也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乱世。战争频发、时局混乱、物价飞涨导致了人们产生恐慌空虚、迷茫绝望的心理。西方思想观念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陷入迷茫与危机。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中，生命变得异常脆弱，人性的丑恶与野蛮也时时凸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战争中，在这样乱世中的，一些男性免不了充满了欺骗、荒淫、无耻与自私。张爱玲正是借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特殊的时代风貌。 （三）爱情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恋以及被抛弃，不能说必然使她加深了对男性的失望，却一定是使她积淀了对人、对事的思考与态度的。张爱玲在《天才梦》中说，“在没有人与人交界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这体现了她独有的悲悯气质。与胡兰成的失败的爱情，恰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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