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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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的社会功能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体作为四大传统媒体之外的第五媒体日益突飞猛进，已然超越了传统四大媒体的影响力。随着影响范围的与日俱增，新媒体的社会功能逐渐显现。

新媒体从诞生之时就注定了它的优缺性。值得一说的是，在当下浮躁社会舆论的背后，新媒体强大的舆论导向性必定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细数当下的媒体舆论，不难发现，媒体都喜欢根据受众者的需求去过度报道一些新鲜猎奇的事物。所以在各大社交网络中，一些夸大失真的消息比比皆是，往往还会掩盖事情本来的真相，影响大众对事物的判断。

我想到了2010年暴徒袭击学校的事件，起初只是个例，被报道之后引起了一连串的效仿行为。我们不能单纯和简单的判断这件事情，媒体报道这件事本质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一连串的效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贫富差距、国民素质等等等。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国家在进步但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客观状况不能不正视，所以我认为媒体的舆论导向就应该根据国情而做相应的调整。比如说2010年学校被袭击的事件，我认为这和媒体报道有直接的关系，在一些客观条件暂且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媒体充当了暴徒袭击学校引发效仿效应的导火线。社会问题和国民素质在很长的时间内肯定是得不到解决的，那么媒体就应该正视这一问题。发达国家的媒体拥有高度的自由性，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现如今的国情之下媒体应该相应的做出调整。我们应该在这种国情下去探讨一种相适应的机制，在拥有高度的公开透明的媒体政策之下，能不能寻求一种更具适应国情的媒体政策来规范这一行业。

尹鸿认为，妥协的过程肯定会有，包括微博上的“辟谣联盟”也可能是有关部门提出来的，遇到“社会重大敏感特殊事件”也可能出现屏蔽和删除。但总体而言，他认为官方还是会让微博在比较宽松的状态下运行。 以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为例，一些观察人士判断，因为微博舆论给官方造成不小的压力，当局有可能收紧对微博的管控。但当网民包括社会知名人士出来维护微博的权利时，紧张态势就缓解很多，所以尹鸿判断，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官方的三边关系，未来肯定会碰撞，但还是可以走下去，“有紧张性，但还是能够共存，因为大家都需要彼此”。他说：“中国这个国家很特殊，因为它完全是由党和政府进行全方位管理。这么巨大一个国家，这么复杂的社会阶层，这么辽阔的区域，中央政府是很难真正把每个地方都管住的，因为那会需要巨大的管理成本。所以实际上，他们也依赖微博来帮助、来强化对复杂的社会进行管理。我觉得中央在这点上，反而把微博当作社会管理的工具，比如反腐啊、对惩治社会不公的事件、拆迁事件等等。” 对执政当局而言，市场化的新媒体肯定利弊并存，但尹鸿指出，一个关键点是大多数的微博使用者都是城市人，他们都是有产阶级，这群人不太会有过激的行为，对社会的直接危害度也比较低，无产阶级的行动性会更强，因为他真的一无所有，房子被拆了、地给征了，就很容易出现暴力性行为，而恰恰这群人不是新媒体的主体。 政改方向不清 传统媒体尴尬 中国权威性的传统媒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明年初将改版的消息受到舆论关注，两名年轻主播上周日已经亮相。尹鸿不排除《新闻联播》改版的部分原因是遇上新媒体的竞


争。 尽管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的新闻节目近年来取得很大的进步和改变，时效性和现场感 增强，甚至是像揭发黑心瘦肉猪的监督报道都做得很不错，但是尹鸿对《新闻联播》的改革不抱太大期望，因为它的“功能太特殊了”，它肩负着政治任务，历史上改版多次却是“改一步、退回去，有时甚至是改一步，退两步”。不管哪个国家，其社会都离不开政治，更何况是以党和政府为一体的中国。尹鸿认为，就是因为政治改革方向不清晰，官方对媒介的政策才不清晰，所以才会出现同个媒介的新闻内容南辕北辙的现象，“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找不到平衡点”。以央视新闻频道为例，24小时的新闻是改进了，但同个媒介的节目《新闻联播》改变不大；又例如《人民日报》的头版还是说官话，但其他版面如评论版的评论可以很尖锐，结论和观点和头版完全不一样。 改革开放之后经历30多年巨变的中国至今还在摸索着，媒体是多元化了，但社会也相对复杂了。

回溯过去30年中国媒体的变化，尹鸿点出不变的核心问题是，“舆论控制和舆论自由的矛盾一直存在”，“舆论控制又随着社会的变化在波动起伏”，80年代传统媒体比较解放，90年代以后更加封闭，进入新世纪，新媒体出现以后，它又相对的开放些，现在则是处在封闭和开放并存的阶段。 至于中国新旧媒体未来会怎么走，则是一切看政治。他说：“市场媒体的竞争会影响传统媒体，但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不解决，竞争就不能改变传统媒体的核心跟本质。传统媒体的核心肯定是跟政治息息相关的。新媒体会影响和改变，但这种改变最终会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他跨越文学、电影与新闻 在为专访做功课时，一度对尹鸿教授的身份混淆。网上资料显示，尹鸿，重庆合川人，本科修文学，他还是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电视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他在多个访谈中，还对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做非常精辟的分析，一看就是行家。 对于自己跨越文学、电影与新闻的经历， 尹鸿笑说，电影仍是最爱，但新闻是责任，而身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当时其实没有太多选择，因为中国很多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上了他也感兴趣的文学系。到了念博士阶段时，正好中国电影电视发展很快，加上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环境与电影搭上，促使他走上电影这条岔路。 尹鸿回忆道：“我学习的地方在北京师范大学，边上是北京电影资料馆，一边是北京电影学院，另一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所以有很多与影视接触的机会，而且那个学科也没多少人念，他们主动把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招去学电影博士。我就从那儿开始走上研究电影与电视剧之路，然后因为电视节目又跟新闻扯上关系。” 从文学到影剧到新闻，记者解读尹鸿教授“越来越靠近真相”，而当事人则认为是“越来 越靠近跟社会的关联性”。尹鸿说，自己更喜欢电影电视，但他自觉新闻传媒现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起更关键的作用，加上自己工作岗位的转变，都使他决定投向新闻媒体的研究领域。教授有感而发地说：“全世界的社会改革，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改革、这种社会改革都是从媒介开始的。因此现在对我来说更多的可能是责任感。新闻传媒对社会的重要性，逼着我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面对新媒体的优缺性，我想每一个受众都要对它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它过度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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