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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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羽《沧浪诗话》与“妙悟”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它共分五个部分, 包括《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 又称《诗证》) , 卷末附有《答吴景仙书》, 完成于南宋后期, 它在宋人诗话中最具特色, 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它总结宋代诗歌的经验和教训，具有系统的理论主张，特别是提倡以禅喻诗、强调“别材”“别趣”、以“妙悟”和“兴趣”为中心、师法盛唐的诗学思想，涉及诗歌美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曾对元明清三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绘画等艺术理论批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元代杨士弘的《唐音成》到明代高株的《唐诗品汇》,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到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 直到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 无不受其熏染，即使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在此，笔者将就《沧浪诗话》的主要论点进行分析 1.论“别材”、“别趣”

宋人以文为诗，细腻流畅而富有理趣，议论深邃而饶有兴味，形成别具一格的散文化特点。而苏黄后学特别是以黄庭坚为宗师的江西诗派，片面地发展了这种创作风气，使宋诗散文化逐渐走向它的反面，以说理、议论、用事、押韵为工，而不重视意象之精妙和意境之深远。严羽的“别材”、“别趣”说，正是针对宋诗的这种弊病而提出来的。他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别材”、“别趣”说是严羽整个诗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别材”之“材”与“才”通，即是才能的意思，指诗歌创作要有特别的才能，不是只靠书本学问就能写好诗的。“别趣”，是讲诗歌有特别的趣味，不是发发议论、讲讲道理就可以成为诗歌的。这是指诗歌必须要有美的形象，感发人的意志，激动人的感情，能引起人的审美趣味，而不能只有干巴巴的议论和枯燥无味的说理。但他并未否定“书”和“理”，也更不是说诗人可以不需要“书”和“理”，他紧接着就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而后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则是为了反对宋人以说理为诗，以文字为诗，把诗变成押韵的文章，甚至成为文字游戏，以致抹杀了诗歌的缘情本质。但这里也有个人主观情感过浓的成分在，文学创作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不涉理路”，杜甫的《北征》、《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均有理性思维直接表现于诗句中，亦有不少议论，因其议论“带情韵以行”，并不影响总体审美形象。至于“不落言筌”，则强调诗歌不要拘泥于语言文字，而富有言外之意，并非不要语言文字。“吟咏情性”是南朝的钟嵘在抨击当时诗坛喜欢借用典故的风气时所说，严羽在此处是为说明诗歌的抒情性。之后，严羽把诗歌艺术特点归纳为“兴趣”二字，他最佩服的盛唐诗人之所以不可及，就在于他们“惟在兴趣”。由于“惟在兴趣”，所以诗歌就有含蓄深远、韵味无穷的意境。对于这种意境艺术特征，严羽的描绘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据说羚羊晚上睡觉时，角挂在树上缩成一团，最灵敏的猎狗也闻不到其气味，无法找到它的踪迹，空中之音，若闻若寂，相中之色，似见似灭，水中之月，非有非无，镜中之象，亦存亦亡，借此说明这种意境精彩绝伦而又浑然天成，没有任何人工痕迹，并具有朦朦胧胧之美。因此，严羽所指的“兴趣”， 就是指诗人在


外物触动下兴感淋漓所创造的浑然一体、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 并且具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总之, 严羽认为诗是用来“吟咏情性”的, 诗人追求的是“兴趣” , 是审美感受的传达。因此, 诗歌创造的是浑融完美的艺术境界,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 镜中之象” , 情融景中, 意寄言外。“镜象水月”的表述本身具有使人联想无穷的意境美感, 更深刻的是严羽相到精当而透彻地揭示了诗之所以为诗、有别于哲理议论文字的独具的美感特征。从诗歌审美特性意义上看, “尚意兴而理在其中”的“别材、别趣”说是严羽美学思想中最具本质意义的理论纲领。 2、论妙悟

诗歌是以“兴趣”为其特点的，而“兴趣”是不能靠知识学问来获得的，它要靠“妙悟”来领会和掌握。

“妙悟”一词最初见于东汉曾肇的《长阿含经序》：“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妙悟”此语一出，在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中被普遍使用，成为佛学术语。尤为禅宗所重，指对佛法的心解和觉悟，而严羽则是“借禅以为喻”，以“定诗之宗旨”。他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妙悟”的佛学含义，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释为“殊妙之觉悟”。 禅宗的妙悟，其特点是以心传心，是不可言喻的，只能自己心里去体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谁也不可能说清楚。

严羽认为诗歌艺术之奥秘，既非语言所能表达清楚，亦非理论所可阐述明白，必须“自家实证实悟”，“凿破此片田地”，从大量上乘佳作中，凭借内在的直觉思维，从内心去感受和体验，方能默会艺术三昧，领略其间奥秘。这就是诗家的妙悟，它与禅家的是极其相似。

由此可见，严羽以妙悟论诗，其实质是在强调诗歌艺术有自己特殊的特点，从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心对物的关系上说，它不是理性的认识，而是直感的默契。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以禅喻诗，而同归妙悟确实“莫此亲切”。

严羽反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 以议论为诗, 以才学为诗” 提出以“妙悟”为诗。主张学诗应从第一义悟入, 熟读《楚辞》、《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李杜及盛唐名家, 行渐悟功夫, 久之自然能有所悟, 于瞬间顿悟。禅宗云“‘ 若会, 死句也是活句, 若不会活句也是死句’,‘惟雅得活句之妙, 能点死为活,譬如一切瓦砾钢铁, 丹头一点,皆成黄金白璧。’” 即“ 要人不拘字面意思, 自由无羁, 按照自己主观理解去解释, 你若懂得了这一点, 死句就成了活句, 你若不懂这一点, 活句也就变成了死句。”严羽借用禅宗的这一话头,主张参活句, 却未言明在诗歌中何为死句, 何为活句, 所以后人误解颇多。然死句活句在禅宗看来只在参者自身, 你若活参便活, 你若死参便死, 两者并无明确界限。而严羽以这一方法为喻, 要求不拘泥于个别字句, 而应该全面、整体、灵活地把握诗歌。

严羽认为对于诗家来说，妙悟是高于一切的，因为艺术家必须懂得艺术的特殊规律，诗人必须深谙诗家之三昧，所以他说：“孟襄阳学力在韩退之下远甚, 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 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当行，乃为本色。” 在严羽看来,对于诗歌创作, “妙悟”比学力更重要,因此, 尽管孟浩然的学力远远比不上韩愈, 但他能“妙悟” , 所以诗歌的成就就高于韩愈。诗人要把握诗歌的美学特征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目的，善于熟练驾驭各种艺术表现方法，故自然要以妙悟为“当


行”、为“本色”。 ３.论“以盛唐为法”

严羽重在兴趣，以妙悟言诗，其最终落脚点是在“以盛唐为法”。他在《沧浪诗话 诗辨》说道“故余不自量度，辙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当以盛唐为法。”它与“别材、别趣”“妙悟”等其他理论共同构成了严羽的诗论体系。那他推崇盛唐诗人什么呢？他说“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盛唐诗的高超艺术成就，构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盛唐气象”。在《沧浪诗话 诗评》中“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在《答吴景仙书》中又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也因严羽竭力提倡，“盛唐气象”遂成为与“建安风骨”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建安风骨”而名扬后世的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艺术现象。

严羽之所以认为盛唐诗歌不可及，在于它有镜花水月般的、富有“兴趣”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意境，故谓“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恰如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所说：“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盛唐这种诗歌意境在严羽看来，至少包含着下面几个主要特征，而这些同时也是严羽对诗歌创作的要求：

第一，有浑然一体的整体意象美。因为注重浑然一体的美，所以他既反对“寻

枝摘叶”，也反对添枝加叶。

第二，有韵味深长的的朦胧含蓄美。他认为盛唐诸公之诗由于“尚意兴”，

故含蓄蕴藉、韵远味深，有无穷无尽的言外之意。为此，他在《诗法》中论诗歌创作，要求“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还说诗歌创作“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一边情味隽永，而发人深省。这正是他从盛唐诗歌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第三，有不落痕迹的自然化工美。严羽论盛唐诗歌“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的意境，就体现了天生化成而无任何认为造作痕迹的特点。

第四，有抑扬顿挫的诗歌格律美。严羽之推崇盛唐诗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

近体律诗的成熟和完备。

严羽的“以盛唐为法”，确有他见识超人的一面，因为盛唐诗歌确实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高峰，成为后代难以企及的典范。然而严羽诗论的致命弱点也正在这里，他把诗歌创作的源泉完全归于学习古人，而忽略了效法自然、向现实生活学习的主要方面，因而他并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江西诗派在古人作品中求生计、找出路的弊病，就这一点说还不如陆游、杨万里之能看出江西诗派要害所在，当然也就更赶不上苏轼之清醒与识见之卓越了。不过严羽诗论自有他自己的巨大历史贡献，又是苏、陆、杨等人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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