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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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花夕拾>看鲁迅眼中的鬼



鲁迅生活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在吴越文化的氛围中,在民俗民风的熏陶下,鬼神故事的耳濡目染,使鲁迅对民间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继承了具有报仇雪耻的会稽余风.鬼神故事的优美动人为他所深深喜爱,在其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极其多的笔墨描写了儿时所听所看(戏中的及书中的鬼)所向往的鬼神。



为何鲁迅如此地喜爱描写鬼神?我认为有两点,其一是地域文化对鲁迅的影响,地域文化对一位作家的成长及其作品的风格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是不可忽视了,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并且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浙东鬼神信仰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持久,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史记.孝武本纪》载：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 《集韵》云：南方之鬼曰禨，一说吴人曰鬼，越人曰禨 春秋以来，“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犹甚”。

《越绝书》述吴越争霸，就记载有越王勾践以巫作法，“覆祸吴人船”。 其二,是鲁迅的复仇思想,鲁迅以“复仇”为题的杂文有两篇, 《复仇》

《复仇（其二）》,复仇的对象是“看客”,鲁迅对于看客的深恶痛绝在其许多文章中都可以见到,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可以看到看客的愚昧麻木使鲁迅萌生了“弃医从文”的想法.而鲁迅饶有趣味的描写的两个鬼,一个是“无常”,一个是“女吊”,而其中更喜欢的是女吊,在其描写女吊的文字中,有这么一句话:“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女吊,她的讨替代(即转而为生)是为了复仇,有冤值得同情,有怨必申,有仇必报的精神是鲁迅所肯定的。 再看《朝花夕拾》中的鬼神.我认为分为两种,其一是“人与鬼的交融”: 形成于他对浙东民间文化的感性体悟中—这是一种富于人情人性的鬼。其二是“人与鬼的纠葛”：存在于他对败落家族“鬼”的梦魇的阴冷记忆中—这是一种扭曲人情人性的鬼。

“人与鬼的交融”可见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及《无常》中。

先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选段: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和他夜谈


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这篇文章并不长,却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详细地记叙鲁迅小时候从阿长处听得的一个关于美女蛇的故事,由此便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儿时在百草园的生活的怀念,从绘声绘色的描写中也不难看出鲁迅儿时对于这些荒诞离奇的“鬼神”故事的向往.鲁迅曾写道:“„„承恩本善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人情,所有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以忘怀得失„„”

鲁迅在富有乐趣人情的鬼神故事中成长,虽然其间繁琐的迷信的“规矩”实在是让儿时的鲁迅感到厌恶,例如《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也是不厌其烦的详细描写了长妈妈的可笑的规矩,但是鲁迅却用“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句话对长妈妈无限怀念的话作为此文的结尾,这其中原因除了长妈妈的“认真”精神以及对鲁迅的呵护外,大概还由于长妈妈为鲁迅买来了《山海经》,原文是这样写的:

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做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我很愿意看到这样的画面．．．．．．

《山海经》之所以成为鲁迅儿时的宝书,除了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提到的中国儿童的读物十分匮乏外,便是鲁迅的兴趣,《二十四孝图》也是画儿,然而给鲁迅的印象却与<山海经>完全相反.这不能不说是《山海经》中鬼神故事的独特的魅力.


“无常”是鲁迅喜爱的鬼之一,黑无常常常给人的是灾难,而白无常一方面给人带来恐惧和不安,另一方面也可以带给人好运气,白无常因可怜阿嫂的哭的伤心,于是放她儿子还阳半刻,却因此被阎王捆打四十,于是终于毫不留情

了． “鬼而人，理而情”的无常与现实中的人对比,深刻地刻画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格”不如“鬼格”,既写富有人情味的无常,又巧妙的讽刺了现实生活中虚伪的知识分子,然而,遗憾的是,无常对于死的态度是无可奈何的。

再看“人与鬼的纠葛”,所谓“人与鬼的纠葛”是指封建迷信对人的毒害,相比较“人与鬼的纠葛”,“人与鬼的交融”对人对社会的发展几乎是无害的,而“纠葛”截然不同, 这是一种扭曲人情人性的鬼。 例如《父亲的病》: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怨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庸医害死了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直接导致了鲁迅青年时期东渡日本学习医学,在《父亲的病》中,庸医没有治病的本领,开出了“原配的蟋蟀”作为药引子不说,竟在这荒谬的药没有见效后说这是“前世的孽”。

鲁迅的“鬼神观”存在于其诸多散文杂文中.一方面,鲁迅借鬼神反封建,如果说鬼神信仰的由来是因为早期文明时代祖先对于自然的无知以及在自然力量下的无力,那么在几千年后的中国,鬼神信仰仍深深植根于国民心中,则是不得被原谅的,例如《祝福》中祥林嫂捐门槛,在旧时代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一方面则是因为鬼神信仰,寡妇被认为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一般人不敢要.再如指南针,原是中国古代的发明,传到西方后被用于航海,而在中国却用做看风水,再如火药,在西方被用作制造武器,在中国被用做制造爆竹驱赶鬼,而天文望远镜,原是观天文,传入中国后却被认为不能观天堂地狱,这些例子,数不甚数。

鲁迅一方面借鬼神反封建,一方面借鬼神以论时事,揭露中国政治的腐败,指出社会黑暗对中国人鬼神观的影响。“鬼神”所代表的既是人的希望也是人的无奈,《无常》中乡下人的艰辛使人把希望寄托在阴间、来世,希望现世的痛苦能在来世得以解脱,如果说祖先的迷信是对自然的无能,那么近代国民的迷信则有一部分是对社会的无能.

另外,鲁迅对于国民鬼神信仰的批判也是其对国民性的批判.一方面,从《无常》中可以看出无常对于死的态度是无可奈何、随随便便的, 这也是中国人对于死的态度,中国人不能正视死,也就不能正视生,因此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鬼神的态度是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见佛就磕头,遇庙就烧香,没有了坚信,也就只有了盲从,鬼神信仰形成了国民性的软弱、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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