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袁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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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史】袁宏道

(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宏道与其兄袁宗道（1560～1600）、弟袁中道（1570～1623）合称为“公安三袁”。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

袁宏道从未对自己的仕途感兴趣。他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赢得了金石奖，但他不想成为一名官员。相反，他去拜访老师，学习和环游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长的职务，访问苏州和杭州，并写了许多著名的游记，如《虎山故事》和《初到西湖的故事》。他天生热爱自然景观，甚至敢于冒险攀登。他曾说：“如果你热爱你的身体，珍惜你的生命，你为什么要去山里旅行？”“与其死在床上，不如死在冰冷的石头里。”（看开县寺到黄岩寺的瀑布）在爬山临水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得到解放，个性得到张扬，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尤其高涨。 生平

明朝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收到在京城工作的哥哥袁宗道的来信，请他去北京。他不得不抑制对观光的兴趣，来到北京，在那里他被授予顺天府教授（北京）。第二年，他被提升为帝国理工学院的助教。满江游记是今年春天写的。

袁宏道生于湖广公安（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公安文学学院院长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系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自明朝洪志以来，文坛一直由李梦阳和何景明领导的“前七子”和王世祯、李盘龙领导的“后七子”主导。他们主张“秦汉文学兴，唐诗兴”和“农历后不读书”，影响很大，使“天下兴李、和、王、李四位大师，皆求实效”（明史·李梦阳传）。桂有光和其他“唐宋派”作家虽然进行了斗争，但这并不足以纠正他们的缺点。李贽针锋相对地提出“为什么选古诗？为什么选先秦文学？”“文章不可得，但时代秩序论”震惊了聋人和开明者。他、焦和徐伟实际上成了公安学校的前身。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 反对继承，倡导变革。在公安学校的“仿古人”批评中，没有听到“仿古人”的现象。他们主张文学要随着时代发展变化，“世世代代有起有落，但规律互不遵循，各有极端变化，各有优劣”（袁宏道的《徐小修诗》），“世界变了，文学也因此而变了；今天不需要模仿古代的人也有潜力”（袁宏道的《与河》）。不仅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也会发生变化并趋于流行，因为“气质的头发会吐出一切，这必然是不同的，倾向于俚语，俚语会再次发生变化”（袁中道《花与雪赋概论》）。因此，“我们古代为什么要高？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低？”他们接着声称，“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声音和嘴巴，你就会成为一个法律和学位”，“古安的古老法律可以推广！”（袁宏道《雪桃歌集序》）突破一切限制创作的障碍。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 重视民歌小说，倡导通俗文学。公安学校非常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用《打枣竿》等民歌来形容自己的诗歌，这使他“睁开了诗的眼睛，开阔了诗的肠子，丰富了诗集”。他认为，当时路里的妇女和儿童演唱的《破玉》和《打枣竿》是“不知名的真人所作，所以有很多真人的声音”。他还称赞《水浒传》比《史记》更奇怪，相比之下，我觉得“六经不在文中，马谦失去了集体练习”（听朱生的《水浒传》）。这与他们文学观念的发展和创新有关，对提高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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