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社会学分析_职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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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为解释路径，可以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不均衡是“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运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此加以分析，有利于深化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不均衡现象的认识，也有利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关键词：高校毕业生；理性选择理论；就业流向；社会学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近几年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的改革在经济社会和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这些巨大的成就背后，隐藏着许多“内伤”。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便是内伤之一，据统计，2006年全国有120多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实现就业。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人数约为495万，因此，今年求职的大学毕业生人数累计将超过600万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现状努力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是各级党政领导关心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央连续召开全国高校会议，下发文件。就业率的高低决定各高校下一年度的招生规模与专业设置，也从某一方面反映了高校的办学质量。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注及各高校主要领导的重视，出现了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各种形式的调查与分析，据此可以找出毕业生就业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高校改进教学与管理，调整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提高学生技能与竞争力。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分析，是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分析的细化和深入。从毕业生就业流向可以看出毕业生就业的价值取向与就业心理。毕业生作为“理性人”，从他们的就业地区选择、单位选择中可以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启示意义。从整体情况来看，对毕业生就业流向的研究体现了由点到面的进展，有以独立院校为单位的分析，有以省为单位的分析，还有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分析。从调查的对象来看，有针对研究生的、有针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大学师范生、药学人才的就业流向的分析，也有对教育技术学专业和工科大学生就业流向的分析等等。各种方式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调查表现出的共性，一是希望到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就业的占多数，主要流向北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二是希望到城市就业的远远大于到县乡就业的，更不用说到农村就业了；三是希望到党政机关、外资企业、事业单位与国有大型企业就业的远远多于希望到中小型企业的。从2004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属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来看，到东南沿海11个省、市就业的毕业生有115636人（2003年为109145人），占毕业生总数的44%（2003年为45%）。其中，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4省、市就业的毕业生有77004人（2003年为70725人），占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属院校毕业生总数的29.1%（2003年为29.3%）。2005年，教育部针对30多所高校的两万多名在校大学生所作的调查显示：在就业城市选择上，大学生依然向往上海、北京、东部沿海地区、广州和深圳。2006年12月，广东省学联对中山大学等广东高校进行的关于求职问题的调研显示，将近95%的广东省大学毕业生希望就业地区为经济发达的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而愿意去粤东、粤西、粤北等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只占3.1%。笔者所在单位是广东省属的职业院校。笔者对本院2006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95%以上的毕业生就业意愿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之外的就业机会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作考虑。[!--empirenews.page--]在就业压力如此巨大，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状况下，为什么毕业生留恋于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为什么钟情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及外资企业？这是笔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有关学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探讨，多是描述现状或提出一些毕业生就业流向不均衡的解决对策，但理论分析较少。其中，袁乐平、王昭君在《制度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用经济学成本—收益的方法分析了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和再就业市场的流动情况，并引进制度变量集中分析了我国目前的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高校毕业生的流动成本与预期收益，以至于影响他们的就业决策的，分析透彻，很有说服力。但是，笔者认为，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分析，首先应该从分析“人”入手，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积极因素，是社会事实的制造者与主导者。高校毕业生作为“理性人”，初次择业是人生的重大关节点，每一位高校毕业生都会考虑多种社


会因素并进行博弈，而不是仅仅考虑制度因素。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社会学理性选择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研究开始把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与方法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之中。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学派。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与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不同，社会学中的“理性”强调有目的性、有意图的行动，其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假设，即最大限度地获得效益。这种效益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自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以来得到不断修正与扩充，在西方，经过修正与扩充的理性选择理论模型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国内学者近十年也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如农民工流动、人口迁移、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集体行动、生育行为、大学生宗教信仰以及大学生考研等等。大学毕业生就业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体行为”与个人的理性选择，但又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同时也反映了社会流动、社会结构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高校毕业生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是预期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获得好的回报，面对就业选择不可谓不谨慎。为什么高校毕业生一味追求留在大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区，热衷于到好的行业和好的企业就业？为什么在就业压力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会出现“有业不就”的现象？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理性行为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高校毕业生是“理性人”，其行为是“理性行为”，其选择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至于高校毕业生怎样选择、如何选择，则是高校毕业生微观行为的个体理性选择与宏观社会结构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理性行为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表现往往十分复杂，理性人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还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理性人在理性行为过程中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而且其中多种因素是相互制约的。因此，理性人只能在众多因素的权衡中寻求一个“满意解”，无法达到最优。比农民工更具理性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后到哪里就业，首先要经过经济理性的选择。高校毕业生通过多年的学习，已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获得了一定的技能，与在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的其他劳动者相比，更具有竞争力。如果只是为就业而就业的话，即使在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们也应该有业可就。[!--empirenews.page--]初次择业的高校毕业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到主要市场就业，二是降低要求到次要市场就业。他们一般会考虑未来的预期收益，然后做出流向选择。拥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高校毕业生如果愿意到次要市场就业，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高校毕业生在主要市场就业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次要市场，而且足以弥补找工作所花的费用。因为高校毕业生要考虑到未来预期收入的巨大差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有业不就”甚至“自愿失业”的现象了。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多会考虑未来的预期收入。如果城市里的就业形势极其严峻，也会迫使他们到次要市场就业。只要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存在较大的差距，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凭借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从次要市场流动到主要市场的可能性极大。如果从次要市场流动到主要市场，即再择业比较容易，花费的成本较小，高校毕业生暂时到次要市场就业不失为权宜之计。这就要考虑与流动相联系的预期收益现值，预期收益现值是对劳动力的流动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预期收益现值大于与之相联系的货币成本与心理成本之和，便会发生流动；反之，就会停止流动。实际情况是，由于次要市场缺乏人才，用人单位会设法阻止人才流动，如控制档案、规定服务期、设置高额违约金等。如此就导致高校毕业生到次要市场就业后再择业流动困难。另外，在次要市场工作几年之后，再回到主要市场找工作，竞争力也会下降，这样就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不均衡。高校毕业生面对就业选择，经济理性的考虑是主要的因素，制度与文化等社会理性的影响也很大。如果说经济理性作为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起作用，那么制度与文化等社会理性则作为宏观社会结构起制约作用。首先，户籍制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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