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网络舆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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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岁末，一个名叫钱云会的村委主任之死，再次挑动中国网民敏感的神经。 愤怒的源头是新浪微博上的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工程车硕大的车轮下，钱的脖子被碾断。 钱云会所在的浙江乐清官方很快将其定性为一桩由无证司机引起的“交通事故”。这个结论让网民怀疑，大家纷纷化身福尔摩斯在微博罗列案件疑点，并以10的N次方的速度向外转发，之后，传统媒体记者陆续挺进事发地，乐清县所属的温州政府旋即表态，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短短一天之内，一个村委主任的意外死亡，就这样演变成一场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这一媒体事件的ISO流程，似曾相识。无论是周久耕、韩峰日记等网络反腐典型，还是宜黄自焚、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等社会事件，概莫能外。

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正成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矛头直指事件背后被滥用的公权力，而在微博在中国诞生之前，网络监督的登峰造极者，非打虎网民莫属。 微博的力量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打虎一号人物“小鱼啵啵啵”的踪影，他曾经并肩打虎的战友们说他打怕了，早已退隐山林，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忘记这位山东网友的致命一帖。

2007年11月16日清晨，“小鱼啵啵啵”在色影无忌华南虎论坛发了一组华南虎年画，揭穿了陕西农民周正龙拍到野生华南虎的谎言，这为历时一个多月、千万网民参与、线上线下联动的打虎战划下句点。

这个将网络空间的讨论热度几乎延烧到沸点的华南虎事件，是中国网络监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华南虎事件大大提振了普通网民的自信。”最早追踪打虎报道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谭人玮回忆，“大家忽然发现，网络的力量原来可以这么大，而原来网民也不是只有那种瞎起哄的人，其中很多人都很有理性，很有专业素养。”

经此一役，碰到类似鉴定，网民们如探囊取物。和陕西林业厅一样，南京房产局长周久耕的一世英名也毁在一张照片上。2008年的年末，据传是周久耕的同事上传了那张广为外界熟知的照片：油头粉面的周手里夹着支烟，手上戴着块表。火眼金睛的网民很快发现，他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戴的是10万的江诗丹顿。

这些年，因为网民人肉而倒下的官员远不止周久耕一个，网民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不断膨胀。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皇帝新装里的小男孩，更希望凭借自己的参与干预事件进展，甚至司法走向。

邓玉娇案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原本被警方抓走的邓玉娇，最终被无罪释放，与网民的压力不无关系。

民意背后的愤怒情绪，在2010年的微博诞生后，被迅速放大。微博时代，一个人就是一个通讯社，谎言、暴力、丑闻被更迅速地大白于天下。唐骏的假学历，周立波的海派粗口，万载县委书记那句“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强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都已经成为浮云。

比起Web2.0时代，一些普通的社会问题在微博的推波助澜下也会更加迅速地被上升到公共事件。如果没有微博直播，很难想象宜黄拆迁中的钟家姐妹最后会被如何处置；如果没有通过微博发声，很难想象被浙江警方通缉的经观记者最后会面临怎样的下场。


微博元年正成为公民新闻时代的里程碑。“在美国，微博是人际交往的工具，但在中国，微博是人们伸张正义的舞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张志安说。

这意味着个人和消息都不再孤立。“这种自相连接、自我净化和自由讨论会在极大程度上促进公民意识的成熟，并且也会对社会和政治形成有效的监督。”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杜骏飞认为，“如果以后各大微博系统打通之后，形成一个统一的论场，未来社会的权利更大，社会跟国家的二元博弈当中，社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要民意，不要民粹

虚拟的网络在伸张正义的同时，也留下一个致命弱点：真实性和公信度都要大打折扣。微博兴起后，这个弱点和它的正面作用一起被无限放大。

“我爸是李刚”，已是2010年中国最流行的黑色幽默，但李刚之子在什么样的场合说过这句话，是冲着门卫悄悄说的，还是大庭广众之下叫嚣的，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考证过，似乎也没有人愿意考证。在戾气很重的中国社会，如果哪家媒体抛出一篇与“仇官仇富”的社会心态不符的调查，最终将可能被网民的口水淹没。

邓玉娇案中，一家媒体只是不带任何立场地还原了邓玉娇和她杀死的官员身前的故事，就被网民痛骂为“官方请来的狠毒的枪手”，“无良的屠夫”。因为在许多网民们眼中，邓是“烈女”、“侠女”。一位网民甚至直接挖苦道：“这篇小说描述的是一位因幼年丧父，新近失恋接近性格分裂的女人，如何去因为一点小事而杀死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悲惨故事。” 前不久被网民痛斥“脱险后不谈哀悼殉职民警、先讨论如何搞好媒体公关”的复旦18名学子其实也第一次品尝到网言可畏的滋味。他们之所以背负这样的骂名，源于这样一个帖子：“现在媒体都在宣扬复旦学生的推卸责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看出复旦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建议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多去几家报纸，而不是集中在一两家报社，阵地要多占领，会有很好的效果。”

博客作者李承鹏根据这些网络言论，就此写下《复旦之下，岂有完卵》，痛陈新一代年轻人道德沦丧和教育失败：“复旦十八个学生冷漠的脸，让人觉得很王八蛋。”但后经本报记者多方求证，这个帖子并非18人所发，而是复旦一位校友发的。

上海民众自发献花的举动，经过微博的传播，许多网友看了之后相当感动，也很振奋，将其视为“一场自我觉醒的公民运动”，“一次无声的抗议”。但只要你亲临现场之后，才发现这不过是外地网友一厢情愿的意淫。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不过是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罢了。 “许多监督都是在不明真相、无法接近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离舆论的暴力只有一步之遥。”张志安说，网络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社会，它只是公共参与的最初级形式，“参与的网民还是以低收入阶层为主，不是社会最主流的中间阶层”。

但张志安也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很多焦点公共事件背后，网民的喧嚣也好，某种暴力也好，他们反映的社会民意是真实的。“好比老百姓拿出一个弹弓打树上的鸟，好像打错了对象，但老百姓对着树打是没错的。官员可能会被不必要的人肉搜索，政府也会背负过大的舆论压力，但这样的委屈应该承受。”

杜骏飞则认为，不能把网络失真的责任完全加到网民头上。“网民只是爆料，但是对一个事件的客观还原，需要专业新闻记者去做。第三棒是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展开对事件的调查。” 网络民意并非终结力


周久耕、韩峰们的接连落马，引得官场人人自危，《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干部最怕网络监督。而不断涌现的突发公共事件，也迫使官员们不得不正视网络民意，处理不好，乌纱难保。

地方政府纷纷开设网络监督系统，微博兴起之后，各地警方也在微博开设“平安××”账号，回应外界质疑。例如钱云会成为公共事件后，乐清警方就在新浪微博开设了“平安乐清”，更新案件调查进展。而上个月，厦门警方还通过微博破获了一起命案。

张志安经常到各地给地方官员授课，在他看来，许多公共事件顺利落幕并不能说明政府更加谦卑了，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是“被动应付，主动控制”。“许多公共性事件，无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解决，而回到维稳的框架当中解决。网络舆论的压力，使得地方官员常常不得不弃卒保车，把事情的解决作为一个政治仪式，来告慰民众，而对事件的解决是否合理、科学，有所忽视。”

在张看来，各地新闻发布制度就属于主动控制。“从表面上来讲，它是公开的渠道，但其实它就是把信息的发布形式集中化、固定化、常规化，一切由政府主导。”张志安说，“我经常告诉地方官员，嘴巴说得再好听都没有用，最关键是你屁股是否干净。如果你的屁股不干净，说得再好都是假的。”“从历次网络案例的发展过程来看，网络民意一般都具推动力，是驱动整个事件向公共议程发展的良好的发动机，但它不是终结力。转向公共议程乃至政策议程中，就需要管理者有一个审慎科学的头脑，能够为各方意见配取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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