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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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魏晋 隋唐 士族 统计 社会 史 【 内容 提要】用数理统计的 方法 研究 魏晋隋唐社会的变迁及其对 政治 的 影响 ，可以使该 时代 社会政治史更具有确定性，避免轻易的定性 分析 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 历史 的理解。士族的特点是什么，与寒素、豪强、官僚有何区分，其向城

市的迁徙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研究中古社会史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基本 问题 。 一 毛汉光先生是 台湾 研究魏晋隋唐史学者，论著颇丰。2002年底，上海书店出版他的两本著作《 中国 中古社会史论》和《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这两本书原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书中所论都是研究魏晋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我读后颇有印象。现在重读，又给了我仔细思考的机会。由于两书提出的问题，讨论起来颇费篇幅，故本文只介绍《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另外一本，另待机缘。 毛汉光先生出生于1936年，他们这辈人，在台湾学术界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他们之前，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成名学者；他们之后，是台湾培养的新一代，多为他们的学生。所以，他们的学术，从提出问题，观察角度，思辨模式，到论证方法，都可以看出中国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毛汉光先生本科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9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长年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都与傅斯年先生密切联系在一起。傅斯年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与胡适之、蔡元培等先生提倡整理考订史料，揭橥“史料即史学”。此提法过于简单片面，引来许多批评。然而，考察史料学派所为，并不只是翻剪故纸，而是力图把中国朴学传统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相衔接，探索新时代的史学规范，功不可没。公正评价史料学派，有助于我们今日重新确立人文学术规范，克服浮躁虚夸。 而且，毛汉光先生还曾经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接受不少西方的史学 理论 与方法，本书名为“社会史论”，就已经表明他试图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古史，理论渊源，昭然若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不少中国史学家受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都曾经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史。由于这批学者国学功底好，又曾经留学，受过西学训练，所以，他们作出不少出色的研究，达到相当高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条研究之路中断了。几十年后，又有一批年轻学者重新踏上这条道路，人数增加，道路拓宽，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也存在理论生硬套用，国学根基不够深厚等问题。因此，引进一些中西学术融合的好作品作为借鉴，无疑将促进学术的成长。毛汉光先生的这部著作，虽然不尽能满足上述要求，却也属于在此方面努力探索的著作，成败经验，给人启发，值得一读。 二 研究历史，首先必须牢牢把握对该时期社会生活给予重要影响的基本方面，也就是要把历史现象置于什么样的环境中去理解。正确把握这些基本点，历史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否则就沦为支离破碎、失去灵魂的断片。就中国中古时代而言，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造成的信仰崩溃和思想解放运动；随之而来的多次动乱，引起社会彻底瓦解而造成士族崛起，无疑是理解该时代的纲。这是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问题，更是人与文化合为一体的问题。或许读者看到这里不禁要哑然失笑，这岂不是常识吗？然而，我们却经常在常识上出问题，在历史学领域藐视对人的研究，甚至认为人物研究不属于学术范畴，因而抽掉人的 经济 、制度、法令条文的皮相描述，不是到处蓬生吗？在这一点上，毛汉光先生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序》中指出：“研究社会史最重要的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经考虑，觉得欲研究官僚政治，先得明瞭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中人物的特质，否则便仅能知官僚的空架而无法深究其内涵”。研究士族，分析士族社会的变迁，以此考察魏晋隋唐时代，可谓得其要。 本书共有十二篇，分为“总论”四篇，“分论”八篇。 “总论”四篇，分析中古统治阶层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分，中古家庭的变动和中古士族的演变。这四篇，作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政治进程作了一般性的概论，描述士族在此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并定义划分社会阶层的几个基本概念，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成分作了颇为细致的量化分析，用数据来说明该时期士族的产生及变迁，阐述士族社会与士族政治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士族理论，统领全书。


就作者的意图而言，“总论”应是全书的基础与灵魂。 “分论”八篇，是在“总论”理论框架内的展开和补强。 在中国中古史领域，陈寅恪先生是将西方政治学的党派政治与区域集团等理论用于具体研究，并通过一系列考证建立学说的先行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关陇集团”说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弟子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中，窥见其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嬗替的精彩论述。受此影响，万绳楠先生也发表了论文《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1期），提出曹魏政权由汝颖和谯沛两大政治集团支撑，并分析其势力消长。较陈寅恪先生所谓曹魏为寒族、西晋为士族的区分法，要细致合理。毛汉光先生吸收他们的成果，在第五篇把研究扩大到魏、蜀、吴三国政权社会基础的分析，比较全面。当然，毛先生的着眼点，在于说明“单士”和地方豪族如何通过仕宦之途上升为士族，这个问题贯穿于全书，故后面几篇也围绕此主线展开。 第六篇，统计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中，士族、小姓和寒素所占的比例。第七篇则围绕唐高宗禁止陇西李、太原王、荥阳郑、范阳卢、清河崔、博陵崔、赵郡李等五姓四十四子相互通婚，亦即“禁婚家”展开，罗列这些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分析唐朝修士族谱的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第十二篇关于敦煌文书中两件唐代士族谱残卷源流及修谱原则的论证。 第九篇统计唐朝十八个士族成员科举与仕进的情况，指出晚唐时期的政争，实际上是士族之间的争执，而不是武后以降新兴进士或中晚唐新进寒素进士与旧门第之间的互不相容，李德裕一党反对的不是进士第本身，而是进士的浮华风气。陈寅恪提出，牛李党争是寒素进士与旧士族之争，牛党拥护科举，李党反对。此说在唐史学界影响甚大，但实证薄弱。毛汉光先生的研究是有说服力的。关于此问题，傅璇琮等大陆学者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很值得 参考 借鉴。 第十和十一两篇，作了琅琊王氏和兰陵萧氏两个士族的个案研究，主要是统计这两个家族的仕宦情况，兼论其为人处事的风格。王氏的考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萧氏则为隋唐时期，相互衔接，可以反映士族政治至唐不衰的一个侧面。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中古社会史的把握上，毛汉光先生以士族为纲，以数理统计为基础，通过世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兴衰，揭示魏晋南北朝巨大的社会变迁。 关于士族的盛衰，士族门阀政治存续的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最主要的有两种观点，亦即认为士族门阀政治盛于两晋，而衰落于南北朝；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隋唐仍属于士族政治时代，中晚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作了许多论证，反复辩难，推进了士族研究的深入。然而，辩论双方长期争论，却始终处于平行线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上颇有缺陷，亦即各自选取有利于己说的史料，拼辍整合，而没有对魏晋隋唐的士族进行总体的实证性评估；在具体考证上，又没有把史料作同时性和非同时性的区分，据以细分出若干时段；在空间上也没有区分不同区域，研究各自的特点。结果必然是以点代面，论证上脱离时空。在缺乏坚实的定量研究基础上做定性分析，必然随意性甚大，偏差甚远。毛汉光先生的研究，力图克服上述缺陷，把研究的出发点放在对士族的定量分析，整体统计从东汉末建安元年至唐末天佑三年（196～906）710年间，士族在官场的数量和比例。即使在能够运用 计算 机进行数据处理的今日，要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统计，也很不容易，迄今已发表的论著中，这是最完整的统计。而且，他还在时间上作更加细致的区分，共分为27期，从49年到20年不等，以25年居多，也就是基本上以一代人为一期，在中古史研究中，如果能真正达到此标准，那是非常精确的。 根据这份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东汉末年以来，士族在官场所占比例一直在上升，从建安年间的29%上升到东晋的80.8%，达到高峰。以后，南朝士族一直保持过半数的比例。我们知道，东晋后期，随着北府兵集团的兴起，出现了宋、齐、梁、陈的王朝更替，这四个王朝是由东晋时代不入流的军功家族建立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被称为“寒门”、“寒贱”、“庶族”取代了士族，实际上，国家政权仍由士族把持，只是不如东晋初期士族拥立东晋皇室那般“王与马共天下”的盛况，出身较低的皇族仍需要依靠盘根错节的士族来统治社会，时势使然。因此，政权更替的暴力革命，并不一定代表着社会革命。北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拓跋族起自


塞外游牧民族，其酋豪阶层不同于汉族的士族，但进入中原以后，北魏政权中士族的比例在迅速提高，从31%猛升至79.7%，非但不亚于有士族门阀政治传统的南朝，甚至比同期的南方政权还要高。 为什么南北朝社会政治基础迥异，却 发展 出相似的士族政治社会呢？这是我们面对上述统计结果时首先想问的，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作者的关心似乎不在于此，颇可惋惜。我以为关键在于魏晋以来社会崩溃，基层组织全面瓦解，在国家体制外普遍形成自治团体，如战乱时期广泛存在的坞壁及其演变形成的 自然 村落，这些基层组织掌握在强宗大族手里，他们垄断乡村，左右地方政治，其强大者甚至影响中央，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都必须与他们合作、妥协，才能获得安定。 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强势，就在于其扎根乡村，拥有大量的人手，且由于魏晋以来的学术家族化，使得强宗大族获得文化的声望和影响力，地方势力、经济基础和文化权力结合而形成的士族，使得国家重新整合统一社会时，首先要把他们纳入国家体制之内，而后要将国家权力渗透入乡村组织之中，这必然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逐渐质变的进程。面对国家分裂造成的社会现状，新建立的国家政权都不能不重用士族豪强以获得统治基础，这就是南北朝都大量任用士族为官的基本原因。 由此看来，士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同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国家政权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力、统治方式与技术能力、文化上的向心力、市场交换的频度与 交通 、传播事业的发达等方面相适应。尽管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人治的政治，但是，人治不等于随心所欲的统治，也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中国的统治形态，基本上与中国社会的发达成熟程度相适应。因此，士族把持的乡村社会不能在国家权力渗透下发生质变，则士族主导政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这种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短期的、疾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所能促成的。用“侯景之乱”或隋末民变之类孤立的暴力行动，举出若干家族衰败的事例，或者抽出几个单项指标就断言士族政治形态已经终结，那是轻率的。实际上，在社会动乱中，一些士族在动乱中衰落，另一批士族却在动乱中崛起，只要中古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形态没有重大转变，士族政治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只关注动乱和个别人物的兴衰，是用人治的历史批判人治的政治。更何况摘取时论为依据的方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故反对者也容易摘取一堆描述士族政治兴盛的时论展开讨论，使得客观的史学研究陷入主观世界，价值判断横溢，以论代史。与此相比，毛汉光先生的统计，更有说服力。 社会的变迁，必须通过生产形态的转变、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变迁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而实现，毛汉光先生的统计，证明了这个过程的长期性。整个隋唐时代，士族在统治阶层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高，隋朝为67%，唐朝“安史之乱”前为65%左右，“安史之乱”后仍在56%到89%之间波动，越是唐朝后期，士族比例越高。然而，中晚唐士族比例异常之高，所反映的只是京畿地区的情况，因为藩镇割据以后，地方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区的实际人事权力不在中央，所以，中央政界多士族是落日余辉的写照。除了这部分统计需另外探讨外，隋唐时代的统计说明，士族政治的局面依然维持。对于前述大陆史学界关于士族政治的争论，毛先生的研究做出了明确地回答，今后如果还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都不能回避毛先生构筑的平台。也就是说，必须有宏观统计的基础，哪怕是重新进行统计，也不能再用不完整的史料来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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