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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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最幸福”的穷国

“我们可以把世界想象成一个飞机，飞行员依靠面前的仪表盘和仪器提供的数据驾驶飞机朝固定的方向飞。如果仪表盘提供的数据和指标都是错的，无论飞行员多专业，飞行的方向都不会正确。这也意味着若一个政府所依赖的目标和指标是错的，那么无论政府智力多好、如何善治，方向都是错的。”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目前在北京大学的“幸福的标杆：GNH概念及不丹实践”主题演讲上宣称。

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Adran White机构公布了“世界快乐地图”(W0rd Map of Happiness)，这是第一个幸福指数国家排名。其中，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不丹位列第8位，超过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许多发达国家。此前2005年，全球各大媒体一度将目光投注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不丹的施政主轴一一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jona Happiness，简称GNH)。

在不丹的国家发展计划中，医疗和教育投入分别占国家总预算的12％和18％，人民享有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而在国防上，不丹则奉行“零国防”，不养军队，不购买武器，将全国极为有限的资源用在民生上。据不丹人口普查局调查，97％不丹人表示“快乐”。

人生要在物质和精神间保持平衡

不丹前任国王吉莫辛吉旺楚克是全球第一个提出“快乐立国”观念的执政者。早在1974年旺楚克执政第3年，就提出以GNH代替GDP的理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2008年，不丹通过的新宪法规定，政府在制定农业、交通、外贸等一系列国家政策，以及评价政府措施和官员政绩的标准时，都不能以经济为出发点，而须以“幸福及快乐”作为根本出发点。不丹总理吉格梅·廷里表示，政府措施的目标不是幸福及快乐本身，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义的“幸福及快乐”。

幸福往往被认为是主观的、个人的体验，而6年前不丹对GNH这一概念进行了量化，建立了可供衡量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作什么调查、如何调查、使用哪些数据、如何做相关指数和加权，以及这些数据将如何指导政策的制定。

GNH体系认为，对于幸福的感受取决于多种资本的拥有，即文化资本、人类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以及经济资本。这些领域衍生出的9个维度构成GNH体系的“幸福之轮”，是获得幸福缺一不可的要素。这9个维度分别是心理幸福、生态的多样性和弹性、健康、教育、文化的多样性和弹性、生活标准、时间使用、社区活力和良好的治理，而这9大领域底下又有更为细化的分支。

为充分考虑幸福的构成要素、获得幸福感的条件及其各种变量，GNH体系细化出72个幸福指数，分别对9大领域进行衡量。在不丹所作的具体调查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即不丹人每两周有27％的人会感受到对他人的同情心，而11％从来没有这种体验。在了解这些具体的指数之后，政府就可以以此为指导，深入这些人当中，了解他们心理状态的根源，以便 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政府治理对个人生活有重大影响，是GNH中的重要维度。良好治理包括降低社会不平等现象，维护人民的权利，树立人民对司法体系、媒体、警察等的信任。此外，尤拉通过自己所作的一幅画展示他所认为的良好治理，其中表现的是参与性讨论，而参与者不仅包括人，还包括其他的动物。他表示，良好的治理不仅要考虑到人类的福祉，也要考虑其他生灵的福祉。

时间分配也是GNH中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分成工作、睡觉、不工作的时间3部分。尤垃认为，在迅速变革的社会体系当中，很多非工作时间被工作占用。在不丹对此项的一个调查中显示，人生在黄金期即35岁到45岁间挣钱最多，但是幸福感最低，这成为其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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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即如何提高这部分人的幸福感。

面对死亡不恐惧，并有尊严地死去

当今世界环境下，对人们过分崇拜的GDP、CPI这些指标，尤拉提出质疑。这些指标真的能指导人们找到终极追求的满足感、幸福感吗?近年来，G D P增长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日益备受诟病。环境污染、工作压力、贫富差距、失业威胁、社会冲突等问题伴随GDP的高速增长而来。人们发现，物质的丰裕、收入的提高并未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困惑。

据研究数据表明，在1960年至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40％下降到30％左右。在欧洲国家，虽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下降，但是罹患忧郁症的人却在急剧增加。虽然自1980年以来，中国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但荷兰Erasmus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中国进行的3次幸福指数调查却显现，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该指数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 研究表明，经济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但并非是“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确实能够相应带来一定快乐，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水平时，这种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 尤拉在演讲中展示了一幅寿星图，画作中老寿星的身旁有一棵高大的树，有幽深的山洞、悬崖、流淌的小溪、长着长长犄角的羚羊、披着长长羽毛的鹤。画作展现了人对幸福长寿的人生的追求，而幸福长寿的人生依赖于充满活力的良好环境，以及人与周围环境、生命之间融洽的关系。幸福并不能由经济发展、人的自身单维度来决定，而是各个要素的综合指标。 过去一百年里，全世界人口较之前个世纪翻了三番，且造成当今世界人口分布南北失衡。在北方富国，人口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而在南方穷国，人口却仍保持着较大的增长。“北方国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创造养老的资金，那么这些老龄人口将由谁来照看?养老经费从何而来?”尤拉质疑。而GNH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幸福的老年生活，并能够体面地离开世界”，让人们生时能够享受生活，而不是终日忙碌劳作；面对死亡不恐惧，并有尊严地死去。

上世纪的经济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指导的，这造成世界在本世纪之初就面临了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全球收入分配极大失衡，20％的人掌握了世界80％的收入和财富。卡玛认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于关注GDP，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国民都将想象力投注在GDP上，但是把G D P作为主要的考量目标却有极大的缺陷，造成人类幸福和福祉的远离。

重建以幸福为指标的体系

出于对G D P增长模式的检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就放弃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而倡导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协调进步的综合发展观，心理学则开始了对幸福的实证研究。1958年“生活质量”(qualitv of life)概念被提出，此概念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并延伸出侧重于对人的态度、期望、感受、欲望、价值等方面的考察，着眼于人们的幸福体验，发展为“主观幸福感”(SubIective WeIIbeIng，简称SWB)研究。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之一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RonaId InqIehart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结构(the World VaIue Survey，简称WVS)公布的。在此指数的基础之上，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与环保组织“地球之友”将环境因素考虑其中，“以星球资源消耗为基本投入，幸福感为最终产出，计算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星球指数(the Happy PIanet ln(Jex，HPI)”。

2000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莱恩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0f HappinessIn Market Democracies)一书。该书被“美国政治学会”评为政治心理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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