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理论的辩证分析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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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理论的辩证分析新视角

作者：韩坤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18期

【摘 要】人们很自然的将青少年犯罪与标签理论联系在一起，但缺乏对其深入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犯罪学理论—标签理论作为西方犯罪学中的重要学说之一， 其独特的研究视野和对传统的大胆挑战， 给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文章通过对标签理论的研究， 以青少年犯罪为例，以辩证的眼光，深入剖析其特色与缺陷。 【关键词】标签理论；青少年犯罪；标签理论绝对化

当今社会，人们对标签理论并不陌生，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犯罪，人们更能细数标签对青少年的种种不良影响。然而对标签理论的内含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对标签理论的影响的认识也不能绝对化。本文就以青少年犯罪为例辩证的分析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在布卢默 戈夫曼等人互动理论基础上针对社会越轨问题研究中提出的一种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最初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6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70-80年代在西方影响达到高峰。它认为，任何行为都不是天生犯罪的，犯罪并非罪犯个体的原因，而是社会把某些行为确定为犯罪行为，并给行为人贴上了犯罪标签。行为人一旦被社会贴上标签，在此后的生活中便会被社会公众和行为人本人逐步认可，被行为人反复强化被标定的形象—犯罪者，从而最终成为职业犯。

青少年的具体特征切合了标签理论的适用条件使标签与越轨行为之间的联动关系更加突出。著名的标签理论学家贝克尔认为越轨行为可分为初级越轨和次级越轨是常人转变为越轨者的过程。初级越轨即初发性越轨，它可能不被人察觉，当事人也不会认为自己越轨，也很少引起他人类似的看法。青少年初期的多动，轻微的暴力倾向、破坏欲，捣蛋等等就是初级的越轨行为。但是，当这些初级越轨行为被某些重要的人，例如：父母、朋友、老师、雇主甚至警察和法庭发现并公之于众，情况便有可能发生急剧性的变化。那些不幸被发现的初级越轨者就不得不受到指挥、训斥、责骂甚至是惩罚。更重要的是，他有可能被别人贴上“越轨者”这一标签，具体例如“坏孩子，败家子，问题学生，不良少年”等等。与其理论相对应，有些学者将青少年犯罪分为标签的形成、贴标签、认同标签并加入越轨群体及标签强化三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贴标签其实是一个把被贴对象从正常人群中分离，让更多人意识到并也随之去强化这个标签的过程。如果青少年被贴上某一标签后，便会在他人强化标签时逐渐认同这一标签所有的含义，并开始以标签的规定行事，从而进一步强化他对标签及其附带内容的接受和认同他开始以问题学生的标准行事，以此吸引外界的关注。同时他这一行为更加深了外界对他标签合理性的认同。

标签理论和结合此理论对青少年犯罪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但其中还有较多的漏洞和偏颇之处。其一，标签理论与越轨行为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述，标签理论认为任何行为都不是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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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犯罪并非罪犯个体的原因，而是社会把某些行为确定为犯罪行为，并给行为人贴上了犯罪标签。就此分析标签理论是越轨行为的原因，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首先不排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这里必须将标签细分为基于行为产生的和基于环境产生的，基于环境产生的标签就符合标签理论的观点，例如众所周知的马加爵事件。然而基于行为产生的标签在标签中占多数，按常理分析亦然，许多标签都是在行为人有了一些不良行为时才产生和张贴的。比如，老师批评学生为“问题少年”，必然会有其中的原因，这个少年的不良行为有多少以及到什么程度暂且不论，总归是存在不良行为所以老师才会张贴这个标签的。所以标签理论与越轨行为的关系需具体分析。

其二，运用标签理论切忌绝对化，坚持标签理论具有相对性。无可否认，标签效应与犯罪行为的产生存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联系并不是绝对的、简单的必然因果联系。讲到此观点的绝对化又可细分为标签对行为影响的绝对化和影响原因绝对标签化。这两个概念读起来较为相似，但却是不同概念。标签对行为影响的绝对化强调标签的产生和张贴并不一定会产生推理的结果，这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该理论运用的局限性，产生该种结果是相对一定主体而言的，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弱势群体，正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其影响。青少年在社会中就处于这所定义的弱势群体，所以现在运用时感到非常合理。但是难道所有的弱势群体成员都会受到标签的绝对影响吗？这显然是不确定的。其次是影响原因绝对标签化，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标签只是众多原因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单单标签是不能造成如此严重的犯罪后果的。

其三，外部条件的夸大化，忽视内因。标签理论认为，犯罪绝不是犯罪个人的病态表现或不适应行为，而是特定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也是对上种观点的具体化）它过分强调社会标签的作用，否定了违法犯罪行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忽略犯罪行为所特有的犯罪性，将犯罪原因主要归结为社会标签（外部条件）的作用。它从客观上对违法犯罪者进行了美化和辩解，其结果并不有利于违法犯罪者改过自新、重新适应社会。在某些情形下，还会助长违法犯罪者的嚣张气焰，愈发为所欲为，危害社会。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片面夸大外部条件，不从青少年自身出发寻找解决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显然是片面的。

本文题中将标签比喻为“悬崖边的黑手”，强调标签的催化作用，很形象的说也许不是标签将青少年推向悬崖，但青少年很有可能被标签推下去，可见标签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之大。但是我们在认识标签时仍要持辩证观点，这样更有利于我们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 参考文献

[1] 孙海洋.从标签理论看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防控—从西安绿领巾事件谈起[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6）：30.

[2] 黄勇.标签理论与青少年犯罪团伙的形成[J].理论界， 2009（10）：167-170. [3] 周晓红.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贡献与局限[J].社会科学研究，200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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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乔治·沃尔德著，方鹏编译.理论犯罪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64-272. [5] 康树华，张小虎.犯罪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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