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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摘抄读书笔记
中国通史摘抄读书笔记 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在1960年出版,1978年修正再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现在这本书也要出大陆版了。傅先生在1984年故去,至今也有二十多年,墓木已拱。此书,虽然旧了一些,但也反映了台湾前面三分之一岁月的学术水平,也许,在大陆上长久是“一家之言”的学术天地中,这本书也呈现了实证史学的风格,让读者看到另一类的学术风格。
“中国通史”这种体裁,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第一阶段就出现的叙述历史方法。1905年,清朝改变学制,许多中学和高小都需要读历史课。当时的课本,不论什么科目,普遍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式教育的影响。历史课也不例外,因此,当时第一批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带着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所写的东洋史的影响。主要的特色是将西欧历史的中古近代三分法,带入了中国史。这一时期的断代,毋宁是削足适履,将不同的历史发展放在一个模子里硬套,和后来唯物史观的五段论,犯了同样的毛病。
稍后一个时期,尘埃逐渐落定,学者们回到了中国的史学传统,编纂中国通史。柳贻征和吕思勉这些国学大家,从《资治通鉴》和《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些所谓的“九通”中汲取材料纂为通史。这一类的著作史料丰富,但
是常常不带入自己的史观。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经发过誓愿,要纂著有自己史观的通史,可是,都没有如愿完成。
其实,中国的通史传统,早在春秋和三传的时代就是编年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创新体例的通史。断代史的《汉书》反而是《史记》之后按照时代叙述的历史。上面所说的《通鉴》是编年的通史,三通九通是专题的通史。中国的学术传统,经史互补,以史证经,以经论史。所以,宋明的书院都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课程。《史记》、《通鉴》等书,其为通史,也是既为修身也为经世致用。读史的目的实在求知之上,更加一层深层的意义,世家可以藉此发舒自己坚持的人生价值。中国通史中,钱穆的《国史大纲》长久为大家喜好,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通史中灌注了国族主义。
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史学,有了实证主义的传统,也有了如同西方史学最常见的专题论文,刊登于学术刊物,在一个一个专题内,用严谨的考证和编排,解决历史上的一些课题。这种实证史学的作品,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累积而为可信的历史叙述,不是上面所讲的几类中国通史可以比拟的。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和他的堂兄傅乐焕、堂妹傅乐淑,都追随着梦真先生的实证史学,三人对于外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各有所长。傅乐成先生在台湾大学任职,
从助教到教授,他的研究专业是唐代历史,尤其注意安史之乱前后的民族关系。他对朔方兵和回纥马的研究,和东北、北方、西方与西南各种外族的起伏兴衰,有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安史之乱的本质,其实等于外族在中国土地上争衡。 他对于1930年以后许多历史专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中国通史》能在十几种市面流行的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获得特殊的地位,就因为他能够将几十年来史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例如:在隋唐史的部分,他不仅采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略论》两篇名著的观点,也大量采用了严耕望、全汉升、赵铁寒、傅乐焕、傅乐淑和方豪等等学者的意见。同样的,在上古史部分,他采用了李济、梁思永、傅斯年、杨希枚和石璋如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各章节,无不如此,他广泛地吸纳了抗战前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台湾50年代以后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都提精摘要,融入他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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