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是用气味来治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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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用气味来治病的

一日和学生读一则病案，见案中用到生薏苡仁60g和干姜15g。 我说，方中用干姜15g，需要用60g生薏苡仁相配，如果干姜只用5g，生薏苡仁用20g就可以了。也许5g干姜配20g生薏苡仁，与15g干姜配60g生薏苡仁在这张处方中的作用是一样的。

学生不解，药物剂量大小与作用大小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我说，中药是用气味来治病的。这里是干姜的辛味和生薏苡仁的淡味相配，干姜的热性与生薏苡仁的凉性相配，重在二药气与味的比例。这是中药配伍的技巧之一，也是小方小剂能治大病的奥秘之一。

气味理论，即四气五味理论，是中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神农本草经》中最早记载了这一理论：“药有酸苦甘辛咸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后世医家代有发展，但四气五味理论始终是认识和运用中药的最基本的理论。任何一味中药都是气与味的统一体，中药与中药的配伍是气味与气味之间的配伍。

人体内不外阴阳，人体的病变不外阴阳的失常，药物的气味本身具有阴阳，气味组合又会化生阴阳。

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伤寒论》中桂枝与甘草相配的“辛甘化阳法”和芍药与甘草相配的“酸甘化阴法”成为后世方药配伍的范例。

药物通过气味恰当的配伍达到调和阴阳的目的。人体内无处不有气的运行，气的运行方式不外乎升降出入。升降出入障碍意味着机体病变，升降出入停止，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药物的气味本身具有升降出入，气味组合也会改变升降出入。如《本草纲目》中说：“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又说：“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之巅顶。”

药物通过气味恰当的配伍达到恢复体内气机升降出入的平和。


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在《脾胃论》一书中,在肯定“凡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的前提下，又发挥了这一治法。在李东垣笔下，气味俱出于中焦，治疗应立足于中焦，以调治心肾肝肺，恢复机体正常的升降出入。

他在《脾胃论·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之图》中指出：“戊湿其本气平，其兼气温、凉、寒、热，在人以胃应之。己土其本味咸，其兼味辛、甘、酸、苦，在人以脾应之。脾胃兼化，其病治之各从其宜，不可定体，肝肺之病，在水火之间，顺逆传变不同，温凉不定，当求责耳。”

近几十年来，受中西医结合、中医中药现代化、中医中药科学化的影响，普遍地存在着依据药理作用来使用中药和方剂的现象。如银花、连翘消炎，板蓝根、大青叶抗病毒，生石膏退热，生薏苡仁抗癌，五味子降转氨酶，以及过敏煎方抗过敏，四君子汤方提高免疫力等等。

这种用法经常被披上中西医结合或中医中药现代化的精美外衣，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名医、大医。但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这种用药用方的同时，必须指出这种用法至少有值得关注的两大弊病：

第一是降低临床疗效，损坏中医声誉。西医治病的主要着眼点是“病”，通过去除“病”使身体恢复健康。中医治病的主要着眼点是“人”，通过对人的整体治疗，使身体恢复健康，疾病自除。

中医之所以具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是其治疗手段和工具的高明，而是对生命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以及治疗理念上远远超前于西医，我一点都不怀疑中医是未来医学发展方向这种说法。中医的临床疗效能超越西医也是基于这种认识高度。

比如流行性感冒，西医治疗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中医治疗，如果是麻黄汤证，也许“一服汗出即愈”，只需半天；如果是九味羌活汤证，有一天也足够了。这在西医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

而麻黄汤方、九味羌活汤方药理研究不一定有消炎抗病毒作用。可是我们在临床上偏要避中医之长就西医之短，明明是麻黄汤证的高热，我们偏要用石膏去退热，板蓝根去抗病毒，银花去消炎，于是我们的临床疗效就与西医类同或低于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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