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翻译惯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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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翻译惯习分析

本文解析了文学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历程。杨宪益在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按照个人独特的生活轨迹，形成了原本选择、翻译策略、翻译目的等方面的倾向，这些特定的倾向也都反映在译者的译著、翻译经历和相关论述之中。



标签： 翻译；惯习；作品；倾向；文化

一、原本选择倾向

译者的翻译惯习就是译者在长期的翻译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倾向系统，在不断被建构的同时也建构着译者的翻译实践。按照布迪厄的阐释，惯习为一系列倾向所构成的系统。杨宪益翻译了许多西方经典文学名著，如《奥德修纪》、中世纪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萧伯纳的名著《卖花女》与《恺撒与克里奥佩特拉》、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等，但在译著中占主要的还是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如《离骚》、《史记选》、《红楼梦》、《关汉卿杂剧》、《明清诗文选》、《鲁迅四卷选集》等，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杨宪益还担任《熊猫丛书》和《中国文学》的主编，以这两本杂志为媒介，积极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在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杨宪益对原本的选择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倾向。



1、所选文学作品文化地位高

杨宪益选择的文学作品在原语文化中，都享有较高的地位。如他从希腊文翻译的《奥德修纪》就是荷马史诗中的一部；同样，他选译的《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他选译的《史记》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当代文学中，杨宪益翻译的鲁迅选集四卷本系统、详细地介绍了这位文学巨匠的文学成就。



可见杨宪益翻译的原本大都具有相当的历史代表性，并非一般通俗的文学作品，它们在原语文化中，由于其隽永的审美价值或符合同时代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备受推崇，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译者选择原本的初衷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是译者的主观抉择，但实际是译者所处场域中的地位、权力及其相互关系的作用结果。其中译者的原本选择倾向不断的被内化，并且在翻译实践活动中贯穿始终。



2、所选文学作品思想性强

杨宪益所选的原本多为文学名著，具备提供丰富思想内涵的可能性，而发掘其中的内涵要以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为基础。



《英国近代诗抄》是杨宪益三十岁之前翻译的诗歌选集，包括了一战结束后到二战开始之前这一段时期内英国著名诗人的作品，如艾略特（T.S.Eliot）、奥




登（W.H.Auden）、布伦顿（E.Blunden）、叶茨（W.B.Yeats）等人的诗歌。在这本选集的新版序中，译者指出：“它反映了本世纪前半页这个极重要时代的西方青年的精神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这个中国青年的当时心情。过去中国和欧洲国家处境不同，但当时中国青年也同欧洲青年一样，经过迷惘失望和追求，对祖国和世界人类前途保持了美好的理想和希望……”（1983:i）这段文字揭示了译者选择原本的动机。从中可以看出，杨宪益选译的英国近代诗歌反映了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与译者的思想状态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产生共鸣，因而译者对原本达成认同并将自身的心态外化于译本之中。



3、所选文学作品跨度广泛

从时间跨度上来看，杨宪益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既包括堪称“中国文学之祖”的《诗经》、《离骚》，也包括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如《鲁迅选集》四卷本、《雪峰寓言》、《王贵与李香香》等，而他译介的西方文学作品也是从《荷马史诗》到《卖花女》兼容并收。从体裁跨度上看，杨宪益的翻译作品涉及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也包括文学史和理论著作。



译者对原本的关注范围和程度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在新旧交替、社会制度变迁、权力关系更迭的时代变革之下，一方面会产生出具有新主题和内涵的作品，代表主流的发展变化倾向，对译介提出新的需求；另一方面，译者在变动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也寻求着符合自身心态和价值的翻译表达。



二、翻译策略倾向

译者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依循一定的指导原则，称之为翻译策略。韦努蒂（Venuti）（1995）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的概念，为翻译研究者广泛接受，作为对翻译策略的概括。从惯习的角度看，翻译策略就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形成并影响其翻译行为的某些倾向，翻译策略具有稳定性，其形成受到译者所处社会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又外化于译本文本。翻译策略既具有可概括的共同属性，但又具有个体化的特点。在长期和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杨宪益形成了鲜明的、具体的翻译策略，体现在他的译著和相关论述之中。



1、强调译本忠实性

杨宪益认为，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翻译与改写文章不同，要紧贴原文，不应过分强调译者的创造性。（王佐良1989）在翻译的原则和评价标准上，杨宪益都把“忠实”放在了首要地位，译者不能高于作者，而译文也要以原文为准绳。



2、注重译本可读性

作为成熟的译者，杨宪益在翻译中既具有忠实于原文的倾向，又具有保证译文易为读者接受的倾向。他提出，“信”和“达”，对翻译来说是缺一不可。“宁




顺而不信”和“宁信而不顺”都是各走极端，皆不可取。（杨宪益2001）在翻译《红旗谱》时，杨宪益就对这本书的书名翻译做过一番思考。书名中的“红旗”代指“革命”，“谱”是指“家谱”，也即家庭传统。如果按照原文直译则读者不易理解，因而杨宪益将其改译为“Keep the Red Flag Flying”。（金圣华、黄国彬 1998）可见译者并不会机械地区分“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策略的区别，而是在翻译实践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各种策略，相互补充，使译文流畅、易懂，易为读者所接受。



三、翻译目的倾向

杨宪益指出：“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金圣华、黄国彬1998：83）在译者看来，翻译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转化，更是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与对话。而译者作为同时涉足原语与译语文化的行动者，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首要的作用。其跨文化的意识和行动，赋予了译本的社会价值。



1、译本作为文化传播载体

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序言、标题、后记、献辞等可称之为与译本平行的副文本（paratext），其基本功能在于保证文本的命运与作者的宗旨一致。（Genette 1997）译者利用副文本，对译本加以诠释，揭示译本的文化、社会、历史背景和翻译的缘起、译者对原本的认识等，起到指引读者与译者共同实现其翻译目的的作用。



在译著《奥德修纪》中，杨宪益添加了长达28页的译序。其中介绍了该史诗在西方古典文学中的地位，说明了其叙事梗概，简要考证了作者的身世经历和作品，讨论了原著的版本问题，并且解释了译者的翻译方法。



2、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杨宪益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中既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近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多种体裁，甚至还有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等。这些汉译英作品构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体系，为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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