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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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而得名。这个流派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为了研究迫切的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由具有进步倾向的费列克斯·威尔发起并出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刚开始，研究所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对各种不同观点兼容并蓄，理论脱离实际，学院气太重，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作为和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则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霍克海默尔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决定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克服过去单纯研究哲学、忽视社会现状的偏向。他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从不同学科领域招揽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如卜洛克、格罗斯曼、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洛文塔尔等，先后被吸收参加了该研究所工作。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几经周折，迁居美国，坚持对法西斯主义批判。战后应西德政府之邀，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等人于1949—1950年返回德国，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同实证主义社会学展开论战，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其主要理论论题，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家”进行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对法西斯主义极端憎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侨居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但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主张通过对“工具理性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否定作用，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但这种批判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不仅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抹杀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把当时反对法西斯的苏联、美国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一律当






作“独裁国家”加以抨击。从此该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开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异倾向，并对人类前景存在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二）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缺陷。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把“爱欲”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害正是对于人的“爱欲压抑”。所以，人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爱欲的解放”。“爱欲解放”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弗罗姆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是著称于世。他通过对人性和性格结构的分析，认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乃是联结二者的纽带，从而可“填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该学派这些重要人物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独到之见，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们企图以此来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通过“本能革命”、“心理改革”来消灭资本主义异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三）考察了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人的革命精神丧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采取政治恐怖手段，而且还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在文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当代一切标志文明的东西，既是人们控制自然界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具，同时又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压抑性的社会管理技术性越强、越合理化，受管理的个人摆脱奴役状态就越加困难。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人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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