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之后的社会学界碑布迪厄及其现代社会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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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之後的社会学界碑——布迪厄及其现代社会批判理论

陈彦（巴黎大学博士）著

法国社会学泰斗布迪（Pierre Bourdieu）於2002年1月24日病逝。

本文简单介绍布迪厄的主要理论贡献及其在法国本土的重要影响 。布迪厄是卓越的理论家，同时也是社会干预型知识分子。

当今法国社会学泰斗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教授於今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巴黎圣安束尼医院逝世。噩耗传来，学界、政界及各工会团体均为之震动。布迪厄是现今法国少有的同时在知识和社会实践两个领域都留下深刻足迹的学术大师。综觐布迪厄作为理论家与作为社会于预型知识分子的—生，其学术建构与社会千预的两道轨迹往往是重合的。这种「知行合一」的人生路向，在现代知识人来说，是少之又少的了。如果说当代法国有两类学界精英，一类是在法国国内极具名气，但在英美则少有影响，不易为外人发现；另一类是影响在外，尤其是享誉英美，而在法国国内则难以引起兴趣，那么，布迪厄同薯特、傅柯—样厨於少数例外。



从九十年代起，布迪厄的学术影响远达英美，近几年又在中国走红。在一些知识人的小圈子里，布迪厄的场域论已成为时髦话题。如果说布氏关於文化资本的论述及他对当代西方不妥协的批判，在大陆遇到不少知音的话，那么，对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成的整体环境及其影响则似乎还比较少人注意。在布氏本人盖棺论定之际，本文拟简单介绍布氏的主要理论贡献及其在法国本土的重要影响，权且也作为对这位社会学大师的悼念。

布迪厄逝世一周以後，法国著名女作家艾诺在谈论布迪厄著作影响力的时候力透纸背地写道：七十年代读布迪厄的著作《继承人》，《再生》及後来的《区分》时，整个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震撼。那时我们豁然发现，存在不再是同样的存在，对人、对己、对世界的整个眼光完全变了样。夕艾诺甚至认为，继卢梭之後，布迪厄是另一个使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艾诺现在已是甚为知名的作家，当时她是二十多谖的青年，她的感受有相当的代表性，表明布迪厄的理论在当年的影响就不限於学术的象牙塔。



六十年代初，布迪厄发表《继承人》（Les Heritiers），对法国教育制度进行社会学解剖，并在解剖中构筑其社会批判的理论大厦。一直到他生前最後一部著作《经济的社会结构》（Les structures sociales de l’economie），共出版了（包括与人合著）二十多部专著，将分析触角伸展至教育、知识、艺术、媒体、社会下层民众等各领域，并在此过程中丰富和完善其批判理论系统。要理解这座理论大厦，我们有必要从他构建大厦的基本要件——概念入手。

「场域」（champ）是布迪厄观察社会的首要概念。在场域论的理论光照下，现代社会分成错综交叉、既互相联系又各不相同的竞争或者斗争空间，即场域。按照社会分层，社会场域可分为经济场域、政治场域、媒体场域、知识场域等等。在这些场域中，上上下下都有分工不同的个体活动，布迪厄将他们称为社会活动者。这些活动者凭藉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的多寡来追逐和保持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布迪厄理论的创新处在於他不仅将政治资本——权力和经济资本——财富放到个体所掌握的社会资本总量中去考虑，同时也将文化资本（他称之为符号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布迪厄认为，在不同社会场域追逐的个体的目标是不同的，如果企业家追逐的是利润，政治家追逐的是权力，那么文化人追逐的则是地位、名气等等。

社会行动者生存於社会之中，社会先於个体而存在，个体不能自由选择竞争场域。相反，个体必定是在一个既定的场域中追名逐利。这就是布迪厄的第二个支柱性概念——惯性轨迹（habitus）所要处理的问题。（拉丁语Habitus意指行为方式，布迪厄注入新的含义，笔者在此


权且译作「惯性轨迹」。）按照布迪厄的解释，惯性轨迹是各个社会行动者昕遵循的思想、行为模式，一般是潜意识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这种惯性轨迹随出身、经历、教育、学识等不同而有区分。由於每个个体的社会经历、知识来源部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个体的惯性轨迹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由於经济条件、文化环境等因素，同一社会阶赝的社会行动者的惯性轨迹又是相同的。比如一个欧洲的旅游者到亚洲或中国旅游，其依据的旅游指南很可能是大同小异的，这就会使得欧洲旅游者见到的亚洲或中国有一定的共同性，而同亚洲人见到的亚洲十分不同。

从场域论到「揭密」社会学

围绕着场域与惯性轨迹，布迪厄建立起一个系统的社会学解释模式。通过场域竞争、资本拥有的多寡、惯性轨迹优势、符号暴力等概念的梳理和发挥，布迪厄将社会场域中的社会行动者分成宰制者与被宰制者。在此，他的解释模式明显带有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的印记。不过，布迪厄的宰制者与被宰制者的关系是随场域不同而改换的。将文化资本作为决定宰制与否的主要指标之一，也使布迪厄完全跳出了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而更使他接近由韦伯开创的德国社会学传统。

必须指出的是，布迪厄的分析模式是建立於坚实的实证调查甚至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的。他的调查从教育、知识领域延伸至艺术、媒体、社会下层民众。在大量资料的支援下，布迪厄指出，社会不但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场域，而且这些场域中的角色有着一定的血缘继承关系，这也就是布迪厄经过实证调查所指出的使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如醍醐灌顶的大发现——一个阶层的惯性轨迹具有遗傅性。社会上层的子女仍在社会上层追逐，社会下层的後代仍处於社会下层。一个律师的儿子不一定是律师，但可能是教授；一个工人的後代想成为银行家不一定完全办不到，但他更可能成为一个下层雇员或者一个长期失业者。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繁衍或者文化的世代再生。



作为社会学家，布迪厄立志要揭开社会表象背後的运行机制，即他自己所称的「揭密』社会学。他进一步指出，再生现象是一种蕴藏很深的机制，人们都习以为常，甚至将这种由外在社会强加的分工内化。下层人与上层人的不同不仅仅是地位、分工、权力大小的不同，也是衣着、姿态、行为、习惯的不同，不同场域的活动者听的音乐不一样，房子内部的装修不一样，吃饭的口味不一样，爱好的体育运动不一样，光顾的商店也不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被活动者本人看得极其自然，因而成为其心灵和身体的一部分。於是社会的区分成为命定，现存的秩序成为自然。

批判现存秩序振聋发聩



布迪厄的这种社会观察，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造成了断裂性的效应。人们按照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对号入座，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和自己无意之中正在为争取或者维持这一位置进行竞争。由场域与场域之间、场域舆惯性轨迹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的种种机制，构成了维系社会分层的某种强制且隐蔽的力量，布迪厄将此称作「符号的暴力」。对於众多中产阶层，布迪厄的场域论粉碎了他们长期奉为自然的某种现代幻象，即将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优越看作是超然的、天赋的，与经济，社会地位无关的产物。



对於社会下层青年，布迪厄揭示的社会机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他们正视自己的社会位置，摆脱社会命定提供了强大的助力。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女作家艾诺一类的青年人，当时读布迪厄的著作时感到脱胎换骨、回肠荡气，对布迪厄理论如此澧赞的原因。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的根本原因，来自其对现代社会及现存秩序的批判性。以场域论去观察现代社会，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等级序列及其维持这种序列的机制昭然若揭。经


过二战後几十年和平发展的当代欧洲社会，民主法治大大完善，生活水准空前提高，福利国家制度也获得系统发展，这些社会变迁使得当代社会等级序列变得模糊不清。在中产阶级成了社会主要构成的当代社会，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单一经济决定论已明显不适用。布迪厄的场域论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新的范式。场域论基於多元的社会构成，同时又将个体或群体的内在意识纳入其中，提供了比较有力的社会解释工具。从场域论看当代社会，这个社会仍然存在宰制与被宰制的阶层及其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人。不过这种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则是复杂的、多元的，文化的、政治的，性别等等都是重要因素。这正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霍内特（Honneth）深刻指出的，布氏社会学完成了对德国乔治·西美尔与马克思·韦伯两大社会学传统的综合。

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学界对布迪厄理论系统的讨论甚至质疑日渐增多。新进学者对布迪厄理论的批评包括：

一、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强调社会活动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因而忽略了社会活动者之间也同时存在的合作关系。

二、将社会场域中的个体仅仅看作是宰制与被宰制的个体，忽略了个体之间互相依赖和互相承认的关系。



三、对布迪厄理论质疑较多的无疑是对其场域论中所隐含的某种「社会条件决定论」的质疑·布迪厄以资本拥有的多寡来解释社会照亮了文化优势同社会生存条件关系的死角，但却抹掉了个体之独特个性。有学者甚至指出，布氏本人出生於法国西南部一个极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邮局职员。他能够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学术界的风云人物，本身就说明个体冲破场域限制的可能，等等。



从学说传承的角度看，布迪厄之後社会学界的新进展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布迪厄之後的法国社会学仍然充满生机和创造力；二是布迪厄作为一代社会学大师，是一道界碑，後来者可以超越他，但却不能绕过他。

傅柯之後干预型「专才」知识分子典范



九十年代以後，布迪厄逐渐走出书斋，甚至走上大街。一九九四年，他参与在斯特拉斯堡创建「作家议会」。一九九五年，法国铁路工人因退休问题发动大罢工，布迪厄终於走上前线，加入到工会斗争的行列中。在他生命的晚年，他以公共演讲、公开信甚至创办出版社、独立发行系列小册子等手段参与社会讨论。一方面，他试图从学者的角度和社会下层代言人的身份，指出现存秩序对社会弱者的侵蚀；另一方面，他将批判矛头集中指向经济全球化及其背後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也许，布迪厄本人晚年特别积极地卷入社会运动，也是希望用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来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布迪厄晚年的社会干预也是对人们批评他的学说有决定论倾向的一种回答。

有人将法国干预型知识分子分为萨特模式和傅柯模式，萨特模式是一种全面干预型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带有知识分子强烈的道德追求，而且兼有意识形态使命认同。傅柯模式是萨特之後，经过二十世纪主义浪潮涤荡，知识分子重新反思後的新的干预模式。傅柯曾有「专才」知识分子之谓，以区别於萨特「通才」式的知识分子。



以上述两种模式来观照布迪厄，那么布迪厄显然是傅柯之後法国又一位干预型「专才」知识分子的典范。

——文章截自《明报月刊》2002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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