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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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造成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现状与分析 本世纪以来，教育、医疗、住房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民众对这三个问题的

关切甚至超过了对久议不改的腐败问题的注意，对普通民众来说，有切肤之痛主要是教育、医疗与住房问题。人们甚至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称为“新三座大山”，这一广为流行的称谓套用了毛丅泽东所说的旧中国压迫民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它反映了当下民众普遍的受剥削、受压迫感。有一则“新民谣”如是说：“上学把家长逼疯，买房把家底掏空，治病不如提前送终。”民众的痛苦之情、民意的反弹之强，可见一斑。人们对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现状之不满甚至达到了非理性、极端化的程度，以致于那些公开为现状辩护的人往往遭到互联网网民的尖锐批评，被斥为“代言人”或“房托”、“医托”。我们只知道，这“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许多中国家庭的背上，使他们深深地陷入了困顿甚至绝望。

尽管教育、医疗、住房的现状已犯众怒，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认识改革中的“新三座大山”，应该怎样评估和检讨教育、医疗、住房方面已经出现的问题，看法和认知却南辕北辙。有的人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错在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的人认为，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目前的状况“基本合理”，改革中出现问题是“难免的”，而欲解决这些“难免的”问题则有待于“深化改革”。笔者认为，目前在教育、医疗、住房领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后果相当严重，问题的成因并非源于“市场化”改革，而是以各级政丅府为主体的“改革分利集团”造成的。

可以说，自从中国政府推动经济改革以来，还没有哪一领域的改革像教育、医疗、住房改革这样遭到社会上如此广泛尖锐的批评，公众的愤懑之情俨然势不可挡。虽然当局一贯仇视任何对现状不满的人物和言论，似乎也总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去惩罚和阻止人们表达反对意见，并迫使大众普遍麻木不仁，然而，这一次，当局似乎不愿意挺身直接面对民众对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和住不起房的集体性愤怒。于是，情形就变得比较微妙了。愤怒的民意不仅让那些当初推动教改、医改、房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百口莫辩、处境尴尬，而且也使一些官员改变立场、撇清责任。2005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不仅点名批评了8个省市拒不落实助学贷款政策，坦言自己的家庭收入也很难负担孩子的学费，而且怒斥“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某些高校收钱上了瘾”。他的直言获得了舆论的广泛好评，国内的主要媒体一致称其为“良心官”。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WHO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随后，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是“怨声载道”： “不仅患者不满意，医务人员也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也不满意。不仅„有时间没钱的人‟（如下岗工人）不满意，„有钱没时间的人‟（如外企白领）也同样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卫生部高强部长也公开抨击“医疗机构见利忘义”。在民意压力下，国务院总理温丅家宝在2006 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解决得更好。在对教育、医疗、住房改革一片批评的气氛里，几乎没有人再出来公开宣扬“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重要性和成功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状况的极度不满恰恰产生于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了17%（已达到马丁·特罗所定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标准），在校大学生人数多达2,300万，位居世界第一；一些大中城市人均拥有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先进诊疗设备的数目甚至超过了美国；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速度更是令全世界瞩目，2004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25平方米。中国的“左”派（以及受其误导的人们）在批评教育医疗现状时往往指责改革政策使中国的教育、医疗“有大幅度的倒退”，他们的批评往往会顺带着美化毛丅泽东时代。在许多重要的基本数据层面，“左”派对毛时代的眷顾常常是罔顾事实的，因此他们的评价未必可靠。中国老百姓是很容易满足






于现状的，尤其是对中央政府，他们的要求一向并不高。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现状之批评，并非针对教育、医疗、住房“发展”得太慢，而是针对这些服务的价格过高。更准确的讲，是教育、医疗的人均开支中由居民个人（或家庭）所负担的那一部分太大，超出了大多数民众的负担能力。

无论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外部性”、“溢出效应”或“社会回报率”的角度，政丅府都应当负担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相当比例的开支。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承担部分教育、医疗费用，并非政府施予国民的恩德。政府的这笔经费本来取自国民，再为国民付出，实质上政府只不过是为国民的互助与共济服务的一个中转站。当我们说“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时候，其原意本来是很明确的，即财政支出的优先方向应该是“民用”，而绝非优先供养党政机关、官员和军队，多余的机关可撤、冗员劣官可汰、无用之兵可裁，但“民用”却必须不断加强。

我认为 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根源在于形成了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产业经营方三者构成的分利集团，他们既相互联合（在最大限度地榨取居民收入方面是紧密联合的），又相互争夺（在利益分配上是相互争夺的）；他们利用教育、医疗、住房的生活必需品性质和“准公共品”特征，通过人为的、行政的手段调控“市场”（控制的方法诸如大学扩招、新药审批、土地规划、房屋拆迁之类），有意营造出这三个领域里一种长期高热的“局部通货膨胀”，其实质相当于向上学、看病、住房者课以高额的额外税收（这与中国的股市侵吞股民财富的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样的“改革”是以改革之名公开实施的财富大转移，此“改革”过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普通民众累积的零星财富集中回收到分利集团的手中，造成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贫困化，用“新体制”将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构进一步强化并巩固下来。局部的政策微调对改变这一局面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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