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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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作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一事件刚发生后，国内外反应不一，对这点我们从中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可窥一斑。《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为我们重构当时的历史原貌、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提供了宝贵资料。 《申报》对国际社会反响的报道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妄图独霸中国。日本的野心和举动对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同时英美等国也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借以同日本角逐并获取利益。在这种复杂背景下爆发的西安事变，自然成为牵动各国神经的大事。事变一经爆发，立即引起各国的密切关注，《申报》也对各国的反应进行了详尽报道。 事变发生两天后，《申报》登载了东京专电：

西安叛变消息于昨晚深宵抵此，各国均表示震惊，不仅《晨报》均以头号大字刊载此来自沪京平等地之惊人消息，各报今日且多出号外二次至三次之多，新闻记者及关心中国事务之日本人民，咸趋此间中国大使馆探讯情况，继续不辍，今日(13日)虽值星期假日，海军省首脑部于今日午后集议，讨论将来之态度，同时外陆二省已分别集议，表示至热切注视，及欲明嘹因西安叛变所引起真实晴势之热忱，一般观察，佥认为日本之重行策划其对华政策，全系于日前西安叛变之结果，但现时则维持等待观望态度云。 另外，《申报》在14日还转载路透社13日消息：

日本官方接西安事变消息后，颇为震惊，竟日开会讨论局势，倍见忙碌，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氏，本在某岛游历，接西安消息，当即赶回东京，与有田外相晤商历两小时之久，此后复由海陆军中外务三省高级人员，又自今晚六时起召集紧急会议，迄至发电时，会尚未散。 19日，《申报》报道了日本各界召开座谈会的情况：

东京各报、各杂志及研究中国问题之各机关，于最近三日间，分别召集座谈会，讨论中国政治之趋势，足以表示彼等注意之程度，日本智识界中一部分相信，中国政治机构之组织，可谓已奠定国家之稳固基础，而民众对于建设现代国家之意识又极深刻，非偶发事件所能动摇，并信中国之纯粹的国家经济金融之组织已告完成，任何地方当局不能违反中央之统制而出于自由行动。彼等结论认为，目前事变虽多少妨碍中国之统一，并引起一时的政治金融情形之不安，但一俟变乱敉平，即可立即恢复，故彼等提议，日本应利用目前良机，对中国表示明白的善意，以改善中日情感，而谋根本调整两国将来之关系云。另一部分则信，中国现已无疑的回复以前混乱之时代，故日本于此时必下决心，否则不能维持东亚安定势力之地位云。 20日，《申报》又以《日注意处置陕变办法，有田邀许大使谈话》为标题登载了东京来电：

自蒋委员长安全之消息证实后，此间人士对所传蒋鼎文携向南京办法之内容，非常注意。国民政府究彻底实行讨伐，或在相当范围内求政治解决，似为日本决定对华态度重要因素之一，日本外相有田十九日上午十一时，邀我驻日大使许世英谈话达五十分钟，对我政府处置西安事变之方策，表示深切之关怀„„许大使答称，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最后有田对我政府处置事变之奋勇努力，表示深切同情。另据东京报道：据某方消息，日本政界颇有人认为，陕变为中国某种极端之混乱„„但该过去一周，不仅中国政局未见动摇，且经济机构、货币制度及汇兑关系亦几毫无感受影响，使彼等认识国民政府之基础，所以有出人意料之稳固者，不仅因个人之权威，而实由于组织之完善，故虽发生不幸之事变，亦能屹然不动也，彼等既有国民政府确有统治能力之认识，则重新检讨对华政策之主张，自可消减。

通过这些报道，不难看出日本对于西安事变是何等关注。西安事变爆发是因抗日而起，且日本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由此日本对于中国时局的变动最为敏感，西安事变将如何解决，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同时，蒋介石属于亲英美派也是众所周知，而日本则表示国民政府没有了蒋介石仍然十分“稳固”，仍可以“屹然不动”，显然不希望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妥协。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是“等待和观望”，但却是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希望中国时局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变得更加“混乱”。

英国和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则与日本不同。12月15日《申报》以《为图营救蒋氏，端纳昨午飞抵西安》为标题，报道了英美为营救蒋介石而做出的举动：

曾任张学良顾问之澳洲人端纳氏，与蒋委员长亦系知交，已于今日(14日)乘飞机前往西安，一方面营救蒋氏出险，另一方面则拟劝阻张氏作此丧心病狂之举，目下，张学良所部叛变，既将国家领袖及其他高级官吏留陕做人质，中央方面以端纳氏为人忠诚，向为中国人所信任，希望渠此次或能解决目前之危局。 16日，《申报》又报道：

端纳、黄仁霖十四日由洛飞西安，十五日下午五时，端已由西安飞返洛阳，即用长途电话致孔院长公馆，向蒋夫人报告，谓抵西安后，于见张学良外。并由张派随员导往，谒见蒋委员长，蒋氏精神甚佳，身体亦健，绝无悲观之态


度，谈话时间甚短。

比起日本的“等待和观望”，英美显然更为积极，他们不愿看到自己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也不希望亲日派执掌国民政府，故而积极支持营救蒋介石的行动，希望通过政治斡旋，大事化小。 《申报》还报道了英美民众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和看法：

《华盛顿星报》今日发表社论称，中国行政院长蒋介石将军在西安被劫持，已使远东局势陷入极大纷乱，各方面现渐以惊奇之目光注视日本之秘密行动。蒋介石将军不得领导中国政府，实系该国之一大不幸，该报对于蒋氏统一全国多所称誉，该报最后宣称，各方自必猜疑，此次劫持蒋氏者必不仅张学良之叛变，蒋氏因素为日本军阀所嫉视也。 12月17日《申报》转发了英国各报纸评论：《泰晤士报》称，“张学良背叛行为，或将有利于日本政府”；《每日电闻报》称，“中国目前会陷于分崩离析，现寻求民族所托命之灵魂，此次事变，虽云互争领袖地位，实则双方对日本侵略中国领土之企图，均已发生严重之反响”。可以看出，英美不仅对于蒋介石持同情支持态度，还对日本即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有所警觉。 12月19日，《申报》还刊载了苏联的态度：

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苏联大使馆代办斯皮利瓦尼克，至外部谒见张部长，对西安事变有所说明，斯代办称，苏联政府自接到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有极明确之态度，判定张学良之行劫，徒足以破坏中国之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兹派本代办向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匪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斯代办末称，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云云。

苏联政府急于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干，且对张学良的行为进行了适度谴责，这种态度显然与二战在即，苏联忙于建设备战，既不想引起德日法西斯的注意，也不愿得罪未来的盟国有关。 德、意两国则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张学良是受到了苏联的暗中支持：“关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城事变，政界人士顷纷纷加以评论，成谓此乃第三国际活动所产生之新形势，各报并以大字标题，在封面登载事变消息，其中《罗马人民报》载称，此次事变实乃共产党在远东从事煽动之结果。《使者报》载称，张学良自数月以来，即欲与莫斯科合作。意大利《名声报》名记者盖达宣称，张学良所耗费之金钱与军械，必系取给于苏联，自无疑义。” 《申报》对地方实力派反响的报道

从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国民政府虽然统一了中国，但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沦为阶下囚，地方各派的表现则是五花八门，各有打算。 阎锡山是较早得知西安事变的地方军阀之一。《申报》称，张杨在事变后曾联名向阎锡山通告事变经过。阎锡山得知消息后，当晚(13日)召开紧急会议，研讨事变起因及今后应变方策，今晨(14日)各报登载后，社会对张叛变同深愤慨，咸候蒋在陕之真实情况，阎今晨仍赴自省堂，对监政会干部训话，力持镇静。阎锡山13日晚召开紧急会议研讨的结果，部分地反映在了14日给张杨的回电中：

弟有四条问题质诸兄弟：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弟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力，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忧虑重重而又措辞谨慎，确实是阎锡山的风格。

宋哲元、韩复榘获悉蒋被张杨扣留，对外发表谈话时却顾左右而言他。《申报》14日载：“宋哲元召僚属会谈，严禁造谣惑众，竭力维持治安。”并派天津市府秘书长发表谈话：“西安事真相犹未明，本府接确报，蒋安全，际此严重时期，唯望市民力持镇静，勿躁勿慌。以市长十三日下午六时在市府接见日军部参谋和知寿田，津市治安绝无问题，我当尽力维持。”山东的韩复榘则致电何应钦：“主张设法营救蒋委员长出险，为解决西安事变之第一步骤”。 宁夏马鸿逵、安徽刘镇华等则坚决主张讨伐张杨，他们“均电呈中央国府，表示拥护中央，并请下令讨伐”。此外，余汉谋、黄慕松也表示“拥护政府，维持地方治安”。

李宗仁、白崇禧则态度谨慎，但表“痛惜”之情，并致电孔祥熙，称“委座年来，奔走各方，席不暇暖，公忠体国，亦为士人所共知，汉卿痛念乡邦，一时激于情感，发生轨外行动，使委座落难西安，全国震惊，弟尤痛惜„„此间一切安定如常，请抒廑念”。 傅作义则一再提及“前方将士”，称蒋介石一贯志在御侮，西安事变之发生当是误会所致。《申报》记者记录了傅作义18日的一番谈话：

国家年来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一切均有显著进步，本年统一完成，国家景象极佳，机运转变，国际地位亦改观，方期继续努力，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不意西安事变突传，全国忧惶悲愤，不可名状，前方将士，尤为痛愤，盖以蒋公


身系国家安危，今此事件，不仅蒋公个人问题，实国家存亡关键。国事前途，演变如何，实抱无穷隐忧，惟前方将士，虽日来无时不在悲痛之中，贮盼主动者之早日觉醒，化险为夷，但对所负守土卫侮之神圣职责，绝未敢忽，盖均认识惟在前方牺牲，方足以表现委座之意志，明变不馁，方不负委座平日之训练，故军心士气，不但未稍沮懈，凡因此益增沉痛奋动，前线将士，均以最大努力，遵照最近中央命令，以坚强牺牲之精神，贯彻委座以往指导，表现委座艰苦救国之意志，并发挥其所授之抗战方略，俾使误作者得以觉醒。 《申报》对社会各界舆论的报道 西安事变爆发后，社会舆论哗然，《申报》对此也作了详尽报道。12月13日，中央国立研究院、中央大学等7家学术单位就西安事变通电全国，14日，《申报》即登载了通电全文：

全国各报馆均鉴，近岁扰攘，外侮频仍，张贼学良，拥兵一隅，坐失边关，舆言死绥，久应置典，中央含宏，冀收后效，而豺狼成性，怙恶不悛，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构成奸谋，复乃粉饰邪说，蛊惑青年，迹其用心，校其前事，此面可忍，孰不可怀!同人情切存亡，悲深微管，逢此变，怒气填膺，谨书下情，驰电申讨，凡有血气，盖于来，临启迫切，不尽愤懑，诸惟公鉴不宣。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5日，东北同乡会表示了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申报》对此予以报道：津东北同乡，14日在吴源濂宅集会，到会元老派在野要人甚众，决议：一，发出通电，请全国东北同乡，一致奋起营救蒋；二，电劝张学良悬崖勒马，以国脉首领为重，速送蒋出险；三，派同乡有资望者赴陕奔走营救。 16日，《申报》又披露了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徐涌明、李丞、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等15日致张学良的电文： 西安张汉卿先生鉴，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同日，《申报》报道了全国各界对时局的宣言：

全国新闻界对西安叛变，群情愤激，特于前昨两日，分起发表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两日间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赞同，截至今(15日)夜，所接签名报馆，已遍全国各省，国内舆论界以及全国各地报馆通讯社，一致连署，发表共同宣言，在中国新闻历史上，尚为创举，其意见表示已有重大影响，当可想见，兹录其原文如左：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公在西安蒙难之第四日，全国新闻界谨以各报馆之连署，公表其对时局之共同意见，中外各界，幸垂听焉。第一，中国今日之处境，内忧外患，相逼相和，生死存亡，千钧一发，处此境地，欲谋国家之独立与生存，惟有确保对内对外一切独立自主立场，集全国国民心思才力，在一个方针之下，为最大之努力„„吾人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之方针与政策„„第二，近百年来，我国各种组织及力量，屡濒崩溃，国际地位，夷于次殖民地，重重国难，山河易色，外地膻腥，在此困苦艰难飘摇风雨之会，坚苦忠贞，为国家确立重心，为中枢充实力量者谁与?整顿国防建设民生者谁与?移风易俗振饬纲纪者谁与?易辞言之，使我四万万同胞自无组织而有组织，由无国而有国，出同胞于水火，登斯民于雅席，伊谁之力?曰，惟蒋公为民族之栋梁，为国家之领袖„„ 17日，南京体育界和妇女界也表示了看法：“京市体育界联呈国府，请明令声讨张学良，并请速救蒋公，以安邦国。”“京各妇女团体，通电警告张学良，请幡然觉悟，送蒋返京。” 20日，《申报》报道了班禅箴张学良的消息： 班禅自闻蒋公被困消息后，忧心如捣，除在旅途设坛诵经，祈祷蒋公安全返京外，十八日并电张学良箴告，内有主张容有不同，而陈计献策，不无和平途径，若逞意气于一时，必遗大祸于将来，是以爱始而以误国终，务恳熟虑利害，幡然改图，护送蒋公返京等语。 在各界的反响中，关于陕北各界态度的一则报道也较为引人注目。23日，《申报》载：“陕北榆绥两区肃反会及各县党部，各中学，良众团体，十八、十九两日先后发出通电，请中央出师讨逆，救护委座出险”。

以上大致可以看出，各界各派关于西安事变的反响虽在时间上有所先后，态度却基本一致，即谴责张杨，要求救护蒋介石脱险。

通过梳理《申报》报道视野中的“西安事变”，有很多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第一，受办报立场及自身利益所限，《申报》对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并不全面。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曾于其间积极斡旋，并发表通电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态度，中共的态度和做法对后来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申报》对此只字未提，自然不是疏忽所致。第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话语权，张杨在事变发生后即处于被动地位。张杨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发出对时局的通电，陈述事变原委与自己的主张，但除了西安的《解放日报》外，包括《申报》在内的全国其他各大报纸无一登载，故一般民众很难知晓其真实意图，对于事件真相的了解也难免失之偏颇。第三，无论如何，从各界各派对于张杨的谴责和营救蒋介石的呼声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尽管蒋介石的许多举措引发了国内的尖锐矛盾，但由于外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各地方实力派仍具有相当震慑力。第四，担心西安事变引发政局动荡，担心出现内战而无力准备抗战，要求和平解决事变，维护蒋介石现有地位和威信，是当时较为普遍的舆论倾向。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是符合舆论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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