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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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绝不缺少严厉。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怕”总理，同其他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怕”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的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

有一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做准备。到了那天，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打电话与北京对照，竟然一字不差！

我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

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当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了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情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数字。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X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X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还敢搞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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