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小楷精美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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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小楷精美书法作品

汉魏间，隶书由桓灵时期的极盛走向衰落。原因是东汉末年流行于民间的俗体书经书法家之手整理为可以传秘书、教小学的章程书了。这种新兴的字体兼有隶书的结体和章草的转折、挑，充满了生机。它摆脱了隶书的装饰性的波磔而带出一种更简捷、更精练的收锋与勾，令人感觉像一个脱掉了宽袍大袖的服装、动作分外矫健的人一样。钟繇的《戎辂表》就是这种新体的代表作。

汉末的民间俗体，可以从近年在河北沧县出土的汉墓朱书砖之中看到，其长横都没有了波挑，改成了楷书顿笔收锋的笔法。

这种俗体向章程书的转变，又可以从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中看出。

一方面是楷书的初兴，一方面是隶书的僵化。三国时期，隶书成为只能用于庄重场合的铭石书。魏武帝禁碑，书家为碑石书丹的机会少，一旦书写，难免矜持。所以，曹魏的《孔羡碑》《曹真碑》虽方硬刚健，但已觉板刻。《曹真碑》中的公字，笔画写成了三角和圆圈，简直成了美术字，毫无生气可言。而这种僵化的笔法又预示着《二爨》等楷书碑刻的诞生。

被认为是楷书入碑鼻祖的是东吴的《九真太守谷朗碑》。此碑虽经剜改，但其结构笔法尚能反映出刚由隶书脱胎的楷书状态。蚕头(汉碑中横画下笔处下垂的顿势)、雁尾(收笔时如捺脚上抑的笔势)都没有了，这是真书的雏形。《谷朗碑》的字形结构也全是楷体，它不再是扁方形，多是正方乃至长方了。

钟繇的表启文字是比较可信的《宣示表》《力命表》《荐季直表》《戎辂表》《还示帖》等。罗振玉从魏景元四年简证之，他说：魏晋以后诸书，楷法亦大备。昔人疑钟太傅诸帖传抚失真，或赝，作者以此卷证之，确知其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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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发现的魏晋人写经残卷中也可以证明当时楷书的发展情况。如魏甘露元年(256年)的《譬喻经》、西晋元康六年(296年)写的《诸佛要集经》、墨迹，楷法已相当成熟了。而这只是当时庸书的经生们的字。

钟繇是个苦学的书法家，他将自己的才思与功力都用于这种新兴的字体上，所以能建立起楷书的规矩和法度，又能表现出群鸿戏海，众鹄游天的生动态势。他的朴茂厚重的风格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在宋刻丛帖中还可以见到王洽、王、郗鉴、郗超、庾翼①等人的真书。从笔法上分析，隶书与章草意味甚浓，基本上体现了两晋时期楷书的风格。

王羲之父子对真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古质的面貌变为今妍。在《十七帖》中，王羲之偶然用真书写了几行字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这些字是十分古朴的，与他传世的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画赞》不大相同。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右军小楷经六朝、唐、宋人多次翻摹容易失真，但这不会太多。因为钟繇小楷笔势仍富隶意。传为王羲之所书的《曹娥碑》应看作是晋无名氏的作品，其刻本亦保存了相当多的隶意。二是王羲之会古通今，庾翼是个守旧派，他见王羲之创新的字体谓之野鹜，而见了他写的章草旧体却叹服如张芝真迹顿还旧观。《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札，流露出一些旧体是很自然的事。《黄庭经》温润古秀，较少唐摹本生硬的痕迹，是最可宝贵的。

王献之的小楷《洛神赋十三行》更是一篇精彩的作品。其章法有行无列，潇洒流落，比其父更多了几分风流，若放成大字，真有《瘗鹤铭》的意趣。

两晋虽然禁碑，但也遗留下一些碑刻。如西晋泰始六年(270年)的《郛休碑》，碑文楷书，颇似《谷朗碑》。康有为评其书云：《郛休》《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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