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诗歌的美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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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白诗歌的美学探索

作者：何 英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1期



何 英

（绵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李白的诗歌从它一问世起，就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并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更加广阔的地域中传播开来。恢宏的气势、豪迈的风格、铺张的夸谈、瑰奇的想象与大唐盛世紧密相连，是盛唐之音最为直接的体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实际上，李白诗歌正是在他的诗歌美学思想的照耀下，才散发出辉耀古今的风采。

关键词：李白；诗歌；美学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096-02

李白以其狂放不羁、不同凡响的精神品格，卓尔不群、大巧自然的诗歌创作，深刻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精神面貌，成为唐诗最光辉的代表。李白诗歌作为古典诗歌的范式，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早已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但融合渗透在李白诗歌中的美学思想，以及其对李白诗歌的作用，人们关注得似乎还不够。实际上，李白诗歌正是在他的诗歌美学思想的照耀下，才散发出辉耀古今的风采；李白诗歌正是在他的诗歌美学思想这根琴弦的震颤上所发出的盛唐之音。

一、天人之合的哲学观

李白诗歌美学思想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以整个物质世界——天、地和人作为描写和抒情的对象。纵观诗歌的美学发展史，我们发现历代诗歌美学家都对诗歌以天、地、人为对象有所论述。清代诗歌美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谈道：“《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1]天人之合就是自然与人和谐，自然与人合一。在诗歌创作中，这是一种境界，即自由的境界。对李白诗歌来说，这种自由，既表现在对诗词创作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上，又表现在对天、地、人这一整体结构的思辨与艺术把握上。李白认为，天、地、人作为一个对象化、客体化、人格化了的哲学范畴，它同时是认识、实践、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真正的诗，就是自然与社会、历史与人生相交融的图画。刘熙载从诗歌体裁上对诗人以天、地、人为对象做了如下的区分：“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2]虽然李白的诗歌不能据此来加以区分，但在李白诗歌中，几乎可以清晰地听到“天地之心”的微妙律动。在他笔下，有天宇之飞鹏，有海域之巨浪，有奔涌之黄河，有浩淼之长江，有峥嵘峻茂之山峰，有飞珠溅玉之瀑布，有飘逸不群之凤凰，……大自然的日月星辰、鸟兽花木、江河湖海等皆化作诗人表情达意之载体。这些独特的生命意象，拥有多彩的艺术效果，它们共同构成了李白的诗歌逍遥化的诗话人生境界和艺术化朦胧意境。李白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从天、地、人这个审美对象出发，把他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考察与思索，用独特的方式，注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熔炼和凝聚了自己炽热的灵魂与血肉，达到了钟嵘所说的“照烛三才，晖丽万有”[3]的至高境界。

二、人格魅力的凸显

诗歌创作审美活动过程中的审美主体和客体是一种相互交流、相互通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呈现出“退让”与“回归”的客体性,客体呈现出“契合”与“坚守”的主体性。在


这两者结合统一的过程中，诗人的人格作为一种审美主体力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历代诗论都非常重视和强调人品与诗品的关系，一个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往往就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诗人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感受，主要取决于他的个性、气质和阅历，他的创作个性越鲜明，对艺术的贡献就越大。

李白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充斥着一种激情与张力，成为中国诗坛上一曲品格强烈、奔腾浩荡的绝唱，这是李白人格魅力在诗歌中的显现，也是李白诗歌获得广泛喜爱、雅俗共赏的奥秘所在。这种人格魅力不仅为蜀地的阳光雨露所滋润，为离经叛道的经历所淬砺，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所浸染而成的。它在李白的诗歌中，形成了人格与自然物象的沟通，人因自然物象而美，自然物象也因人而美，双方在情感、意志上始终保持一种互相感应，互相升华的默契。山、水、雪、月、鲲鹏等自然物象，无不是李白人格精神的依附，它既受到我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制约，又是“物我同一”的人生艺术的展示。尤其是鲲鹏那人格化的崇高形象，是在庄子原型上的再塑造，它既怀抱远大的理想，对自由与光明有执著的追求，又有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气魄。它是一切狭隘、短浅、琐屑的藐视者和唾弃者，它既勇于自我否定，又勇于自我超越。

纵观中唐以后各代的评价，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李白的诗歌艺术成就是肯定和赞赏的，而对李白“品格”及现实创作内容往往每有争议。一方面，士大夫将李白傲岸不羁的性格和狂放的诗风浓缩为可凌驾于政治权利上的精神力量，透露出由来已久的“道尊于势”的心理寄托；另一方面，这种“道义”的精神力量又由于李白极具个人特色的经历和创作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典范性”和“非正统性”。如被赐金放还，从永王璘幕，以及大量浪漫奇纵、多在风月草木之间的诗歌等，依照“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的内修外达道路而言，李白的这些种种表现不足以担当道德人格的典型。李白始终在“豪逸超迈”和“浮浅卑下”中来回徘徊，恰恰在于传统精英阶层在意向世界中欲将李白个人特征与人为设置的“理想精神”强行捏合所致。略有差别的是，平民对李白的肯定，更多是通过身份认同的喜悦和对民间英雄的崇拜来展现的。众多故事塑造的既是贴近平民的普通人形象又是可以拯救平民的非凡英雄。平民阶层对李白名望的推崇也透露出民间“小众文化”传统权威意识的矛盾心态。一面是对李白蔑视权贵的举动大加赞赏，一面又很乐意看到地方官的权威被李白的“威望”所压服。这种复杂心态，既是现代化进程中反击传统的关键突破口，又成为民族文化心理延续新变的重要基础。

三、滋润生命的根须

一切艺术的发展，都是以已有艺术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站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俯瞰和洞悉诗歌艺术真谛并加以创造性发扬光大的李白，十分重视借鉴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李白作为具有卓越独创性的诗人，虽然有着强烈的“个体主体性”，但却不可超越地浸染着民族心理和思维个性的特点。在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中，反映着强烈的民族“群体主体意识”。李白从小受到道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两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他追求逍遥自在、清静无为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焕发着强烈的昂扬进取、积极入世的精神。他既有“济苍生，安社稷”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也有“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超世情结。这两种思想从他青少年起，就一直纠结于他的内心，李白一生都是在这两种思想不断激荡并交叉换位的状态中度过的，使他的思想呈现出整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李白思想上的这种特点，在他青少年时期处于青春觉醒状态并即将离开四川时就充分显露出来了。在他25岁那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告别家乡时，就唱出了：“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一粒矛盾的种子已经播种在李白那颗永不安分的心上。李白在学业上产生了广博高深的多元化需求，在以儒、道为主修之外，兼修佛、纵横、杂家之学。龚自珍在《最录李白诗》中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4]

李白的思想和诗歌除了在总体特征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艺术文化和哲学文化的精华外，在诗歌创作的题材和意象上，也集中体现了民族的思想和感情。李白诗歌创作中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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