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商业与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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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商人形象与商业文化

随着李唐王朝的统一，在采取了一系列对外扩张休养生息的策略之后，政治上趋于稳定，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诗人姚合在《庄居野行》中写道：

客行野田间，比邻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可见弃农从商者甚多，堪比现

在农村的空心村、留守村，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不事农桑了。

而对外，则在边境开通了不少互市榷场。例如与党项的互市的开通，满足了中原农业与军事的需求。元稹在《估客乐》中写道：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

马，西擒吐蕃鹦。由于大唐军事需要，加上商贾巨富对奇珍异宝的搜求，党项、吐

蕃、突厥、回鹘、粟特等地的马匹和奇异事物通过各地的互市源源不断的被输送到中原地区。而中原所产的丝绸瓷器等生活用品及铁器等军事物资同样也被周边地区所需求。而这些部族除了与中原直接贸易之外，还充当了与阿拉伯等地区的中介或中转商角色，从中渔利。正因为如此，唐代律令也允许外国商人在内地开设店铺，直接或间接的从事商业活动，保护这些商贾的合法权益。此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成为了世界经济枢纽，致使来自各国的从业者商贾云集。这也是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的发展见证。

虽然在大唐立国之初依旧遵循重农抑商的策略，但随着商业发展，商品流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势力的壮大，中唐之后出现了很多重商言行。这些现象必然会影响到处于江湖与庙堂的各色文人政客的思想和创作。李白在诗中记载：云阳上征去，两岸

饶商贾。韩愈、白居易等人也在诗文中逐渐出现了关于商业行为的描述。这种社会观

念的变化，对商人群体而言，整体上是有利的。

随着商业文化的发展，商人势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一独特群体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蛰伏几百年之后，商业与商人开始在文人笔下渐次出现。而商贾势力的增强壮大，也势必会对个体价值的实现提出更多的要求。经济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发展，也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作出更多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全部都是积极的。比如追求享乐、生活奢靡等逐渐被人们认可，而朝堂腐败、进身制度的破坏，都刺激着人们对固有价值观的怀疑。于是敏锐的文人在自己的诗文里以深刻的洞察力刻画了商业与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生活面貌，展示了商人的苦乐哀愁。

大唐经过历次扩展，疆域广阔，再加上对外贸易，和信息不畅，导致行商之远，也就意味着行商之艰。白居易用“行者多商贾，居者悉黎氓。无人解赏爱，有客独屏

营。”来描述在偏僻异常的地方也能见到商人的足迹。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行商途中

充满各种危险，在盛唐的时候还能避免社会治安导致的人祸，但在安史之乱之后的时期，常可以看到“白日持角弓，射人而取财“（王烈），以及“寇盗伏其路，猛兽来

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刘驾） 的人祸，或者类似“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行舟触风浪，尽入鱼腹去”（刘驾） 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的身心损失无法及时获


得救助，都会对他们构成致命 的打击。在信息不畅的年代，这些灾难对行商群体有时候是毁灭性。所以我们在诗歌中不仅仅可以看到诗人对商贾巨富的“高赀比封君”（刘禹锡）、“朱门酒肉臭”（杜甫）的批判，也能看到他们用“大舟有深利，沧海

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黄滔）、 “自叹生涯看转烛，更悲商旅哭沉财”（元稹）对商人所经历的艰辛以及为获利而甘冒风险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悲切。

正因为行途多艰，造就了商人追求及时行乐的品性：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

吹羌笛。（刘禹锡）他们在丝竹弦乐之中沉醉，观歌舞、醉饮酒，好不快活。只是委

屈了那些嫁做商人妇、独守望夫归的女子。她们在江头岸边凝望，望见的只是碧水连天，橹声连连：“莫作商人妇，金钗当人钱。朝朝江上望，错认几人船。”（刘采春）。她们在深夜里孤独落寞，在烛火明灭之间叹息， 青春易逝，追悔不已：“嫁得

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李益）。商人行迹不定，宛若

飘萍，“譬如云中鸟，一去无消息”（李白），天意相隔，音书难寄，左三年右三年，见面又无期。泪水洒满衣袖，悲愁难诉，多少商妇，在等待中老去。这也导致了人们对商人群体重利轻别离的印象，也是商人地位不高的缘故。而白居易在《琵琶行》里也描述了一个年老色衰不得已嫁做商人妇的形象：“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

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些描述依旧透射出人们对商人的

鄙薄之意。过期的歌姬嫁做商人妇，在世人眼里还是商人抬高了自己的身价。然而在茫茫的唐诗中，难道找不到商人重利亦重情的例子吗？其实不然，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燕足系诗的故事，李白也有《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

梅。”明写商妇情深，暗含了商人的情感。

行商的艰难以及唐律对外国商客的坐商政策，使得唐代各色货物店铺琳琅满目。有胡姬开设的酒吧：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白）；有各地的布匹：炎洲布火

浣，蜀地锦织成（白居易）；有来自远洋的香料：异国名香满袖薰（章孝标）；有各

色美食：“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白居易），“豉化莼丝熟，刀鸣鲙

缕飞”（杜甫），“更有台中牛肉炙”（李白）；也有底层劳动人民出售货物换取钱财

的“晓驾炭车辗冰辙”，卖炭的老翁早早的来到了皇城门外,静静等候着城门开启,进城赶市。这些货物从世界各地运来，“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元稹）。

无论诗歌中商人的形象是正面的讨喜的还是反面的鄙薄的，他们都无可替代的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中，也进入了诗歌文化中。虽然诗中的形象是片面的零星的，但是商人商业作为一个独特的形象以不可阻止的事态进入了创作者的视野，展现在读者面前。在中古社会，中国把人们的阶层划为“士农工商”这不仅仅是社会分工意义上的区别，也是社会身份地位以及收入来源的一种文化界定。严格的身份固化和等级制度，让商人在历代文学记载中都有两个明显的标记，即钱财丰厚的富，身份鄙薄的贱，从而造成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不协调，进而导致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相背离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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