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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个性浅析
一提到张学良,人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西安事变”。而时下,关于张学良的书籍、评论也有很多很多,褒奖的,批判的,人们众说纷纭。其实无论如何,对待历史,我们首先要保持的态度必须是客观,事实就是事实,结果就在那里,历史已经书写。我们不必像骂一个罪人一样去侮辱他,也没有必要把他一生夸耀的那么传奇,只需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去透视他的人生,品味一个平凡人的功与过„„
不过本文章中,笔者仅就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中的种种行为对张学良的性格特点做以浅析,发表自己的拙见。
“九一八”事件中——“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在“九一八”事件中,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丑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张学良顺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而之后,张学良却替蒋介石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自己一直默默地背负着骂名。后来人们那就把历史上的9月18号当作了国耻之日。
其实,在“不抵抗政策”中这个事件上,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是,蒋介石的强行指令,张学良不得抗命,只得奉命而为。二是,这属于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如果后一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觉得张学良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多少有些不成熟,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幼稚!日本人想挑衅,还害怕找不到挑衅的理由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而张学良却着实用了忍这一招,想通过此种办法来息事宁人,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直接让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了大便宜!如果他能够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即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张的独立军阀身份以及对东北军的绝对控制,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
西安事变的前后
事变前——“先捉了再说”
1936年12月12日,在张学良对蒋介石数次哭谏无果后,在蒋介石对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此,出现了转折。
事实上,就张学良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多少深谋远虑,更没有细细想过发动西安事变后自己的出路与安排。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
宣布他要“扣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却回答,先捉了再说。
这么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出来张学良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无畏,这只是他太过年轻,太过鲁莽所致,这是他在顽固的蒋面前无措了之下举。他没有想过,如果兵谏失败了该做何打算。这实在是太冒险了!
兵谏后——毛泽东:“张学良年少轻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将既然答应了抗日救国,就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衷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于是他就在共产党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走了蒋介石,自己也竟然同往!
周恩来努力赶到机场时想追回张学良却已经赶不上了,无可奈何的感叹道:“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样旧戏看坏的,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呀!”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毛泽东会见李宗仁派来的特使刘仲容时,也深表惋惜地说:“张、杨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力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用事,赔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报复。”蒋介石也曾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监禁期间——"他们对我很好"
在后来的采访中,当记者问到蒋介石在监禁他期间的生活时,他说:“委员长和夫人对我都很好,他们很关心我。”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从以上各个事件的细节中,我们能看得出来:张学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思想单纯,略带鲁莽的人。他的孩子心性和头脑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是完全行不通的。胡适评价说:“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过归过,谁能无过。我们终究还是抹杀不了“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更不能因为张学良的一点点缺陷而否认了张学良对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毕竟,我们也曾为他赤诚的爱国之心所激励过,我们还曾为他数次哭谏的坚持而感动过。尤其是张学良在回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
“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导,人纵有所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所当然,情不自已,亦以深仇未报,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以日夜隐忍希冀者,唯在举国
一致之抗日而。”
“西安事变”以及此前东北军与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建立的统战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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