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情社会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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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情社会与现代化

朱大春 14513202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关系结构最典型的特征是“差序格局”，而西方社会则是“团体格局”。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折射出的是中西方民族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特性。这继而又影响到中西方的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中国民间社会中的人格因素，却是现代化难以调和的矛盾。

因此，在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中，西方国家扮演了先导者的角色。反观中国，现代的进程呈现出被动型和滞后性的局面。究其本质，应当是民族特性在不同的文化历史积淀中的差异造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对于传统的人情社会的挑战与融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差序格局与中国的人情社会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写到：“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是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差序格局非常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状况。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孔夫子开始，就给中国人的观念中加入了“差等”的概念。中国人待人接物，总是要先把对方在自己的人际网络中的“坐标”找到，然后再“看客下菜”。就想费先生所说的“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这一点也就生动地阐明了中国的人情社会的由来：人们关系网络的中心并是自己，给自己社交网络中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待遇，最终目的还是让对让给予自己对等的待遇。归根结底，为的还是自己的利益。由此便形成了公私、群己的相对性。

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崇尚平等的价值取向不同，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在观念上和社会结构上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这表现为差序格局在纵向上地位不对称的关系。费孝通实际上已经指出差序格局下没有平等的个人，也没有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团体。有的是什么呢？是缺乏平等观，必须要时时事事由己推人的自我，以及通过人伦纽带将自我联系在一起的上下有序的等级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也非常好的反映出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人情法则”的主要特征，如：（1）血缘关系之重要性；（2）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3）自我中心的伦理价值观；（4）礼治秩序，即利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维持社会秩序；（5）长老统治的政治机制。

这样的社会结构，充斥着主观色彩，人的主观好恶和关系网的亲疏远近比按规章流程往往更容易行得通。这最终形成了私情人治大于依法治国，灵活变通代替规章制度的状况。这种文化氛围一方面使得中国人的人格缺乏独立性，缺乏创新和批判的原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整体社会变得缺乏活力，并且高度地依赖私情人治。在面对以商品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显然地缺少了必要的理性成分，从而难以跟上世界现代化的脚步。




二、现代化与中国民族性的相互挑战

如前所述，人情法则统治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僵硬固话，甚至缺少现代文明的核心“平等” 的思想基础。因此，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现代化萌发的土壤，并且对外来现代化的冲击形成了很大的阻力。

“平等”的观念，是西方社会文明的逻辑起点。从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宗明义，到耶稣对普罗大众无差等的爱。正是建立在这种平等的“信仰”之上，西方人才有了高度发达的商业。因为商业文明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契约精神”。试想，现代金融业的信用制度、价值符号的纸币发行抑或大宗商品的跨洋远期交易，哪一个商业活动可以在没有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地位、合理的谈判下完成？正是这种对契约的尊敬和对交易对手的尊重下，才有了西方人的商业萌芽。而这恰恰是中国尊卑贵贱以及差别对待所缺少的精神核心。除此之外，对契约精神的敬重，也暗含着“你我都是上帝的子民”的潜台词。这样才能平等交易，实现商品在等价交换中价值的实现。所以，平等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反观中国，社会的运转高度依赖人际关系的网络，对企业来说，在初创期可能比较有效，但等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光靠个人的人治就难以驾驭庞大的社会网络了。因此，差序格局造成了相对封闭和狭小的圈子，这种力量上的弱小和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化进程的伟大事业相比，就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代的历史，是西方列强通过商业革命、工业各国迅速开展和实现现代化，并最终通过殖民扩张的魔抓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血缘社会与商业活动是不相容的，因为乡土社会中的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而血缘社会奉行的是“人情”原则。

但在五四运动、改革开放等一个有一个浪潮的冲击下，现代化的在中国已经成了进行时，并且对中国的民族性产生了影响。北京大学的杨善华教授就提出了，差序格局形成了一种“理性化”的趋势：伴随着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亦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姻缘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扩大。

王思斌教授认为，只要农村仍执行现行政策，农村经济、社会政策不发生重大改变，这种亲族性社会关系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会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因为伴随着农民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和加强，农村中的亲属关系首先出现了强化与紧密化的特点。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村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将会有所减弱。

这种观点可以看做是现代化冲击影响论的观点。现代化给中国的市民社会和人情法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基础和自给自足的历史环境被打破，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人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型。

但不幸的是，郭于华教授却认为，中国的人情社会并不会改变，甚至不会减弱。主要表现在人事安排和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比如要职、美差、一般工作、苦累活计按照内外亲疏的差别在人群中分布。再比如，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方式上，人们通常尽量避免诉诸法律手段或正式契约去对簿公堂,而宁愿通过面对面的商议、调解或类似宗族内部关系的某种极端手段等处理方式而私了。

总体看来，中国的人情社会受到了现代化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想真正打破统治中国千年的人情法则，还是要经过非常一段长时间的努力。任何一个制度层面的东西都不能像器物一样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必须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作为支撑，否则就会发生排斥反应。就像老师在课堂中说的，不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中国的法治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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