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中国历史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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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几个思想、文化历史拐点的思考

高三（7）班 郭齐

所谓拐点也就是分水岭，转折点。可能有盛转衰，可能有衰转盛。拐点前后都有一些值得我们记忆的人物和时间。笔者在这里也只是凭自己的印象列几个自认为的拐点，对错是非各位心中自有标尺。

第一个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这段时间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这篇文章主要写中国历史的拐点，但这个问题却要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轴心时代”。也就是说，不光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出现了孔子、老子，在各个文明中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等。

轴心时代标志着人类从一个原始、蒙昧的状态，转而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和解释这个世界，并且所有这些先哲都对后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雅斯贝尔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而更为许多学者叹惋的是，百家争鸣不光是热闹，这么多高质量的思考和发言能够同时自由驰骋于神州大地，这片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气象在后世再也不曾出现过。

第二个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在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后，汉朝积累了足够的力量，迎来了大一统的时代。汉武帝的时代是呼唤英雄的时代，而儒家的入世学说则相当合时宜。再加上董仲舒的一通改造和吹捧，儒家学说便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官方思想。

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远远不能与西方相比，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士人渐渐地更信仰偶像和历史。偶像由“三纲五常”树立起来了。后世的士人们，“处江湖之远”还在“忧其君”，辛弃疾的《摸鱼儿》虽然曲折隐晦，仍不难看出这层意思。而对历史的信仰也源自于儒家，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声怎么能过了几百年、几千年还让人记得呢?自然是要让史书记下，一代代传承。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无不体现了这种思想。一个人的信仰往往决定了这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士人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则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儒家学说中对于君子、人生的论述，都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结构中重要的一环。

第三个是民族融合，兼容并包时期。其一是北魏孝文帝改革。这件事情或许仅仅看成一场政治改革也无所谓。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就会发现它的意义重大。鲜卑族在武力上占有着绝对优势，却低下头学习汉族的文化，首先就避免了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破坏。而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让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前奏。云冈石窟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亚文化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融合得前提是包容，所以它能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磅礴大气。同时，鲜卑族接受汉文化能提升自己，而同时汉族也感受到一股来自少数民族苍凉、强劲的风，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改变。

其二是惠能六祖革命。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是对古代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宗教。应当说，佛教的传入弥补了中国文化原先缺乏的思想成分，而六祖革命则让佛教更加人间化、生活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得更加完美。惠能（636—713），是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代表作《坛经》中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即心即佛”、“顿悟见性”、“自性自度”。惠能对于心性的阐释直接导引了宋明理学的开端，而作为中国文化冠冕的诗、书、画，特别注重意境和神韵，则深受了禅宗“顿悟”的影响。诗人们、画家们尤其注重内心的感受和体验，这与禅宗也是暗合的，由此开创出了不一样的美学境界，王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如果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它的意义或许更大了一些。佛教是印度文明的代表，而它能在中国扎根，并且不是简单地传播，它是与本土文化真正融合了，（《坛经》被视为佛学儒学化的代表作）证实了中国这片土地，文化的包容度是很大的。而我们也有能力将别人的优秀文化




吸收，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新的文化。这对于当今西方文化传入，自身文化流失而给我们带来许多困惑是有借鉴意义的。起码能给我们面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信心。

第四个是安史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裂痕。陈寅恪先生把这一事件作为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拐点，那就不仅仅指它的政治意义。诚如陈炎在《积淀与突破》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经济向来是积累慢，消耗快。文景之治的积累抗不住汉武帝连年征战，而贞观之治再加上开元盛世的积累竟然也没能抵抗得了一场安史之乱的冲击。而这次的冲击也将中国文化的“气”冲散了。宋朝还能勉强延续一点这样的气，而后世能举出的人物屈指可数。余秋雨就说过：“明清时代只有王阳明、曹雪芹寥寥几个文化创造者。”在这以前的中国文化往往能找到“群体”，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这些魏晋名士是群体，但后世有他们影子的李贽、朱耷却只能以个体生存于世上，而且离风流更远，离怪诞更近。我们还能想起所谓的田园诗人、边塞诗人、唐宋八大家。当然后世也有一些团体，但知名度和影响力却差得很多，更像是文人们自发组织的“俱乐部”。文化创造由群体萧条成个体，这意味着一个文化创造机制的衰落。难怪闻一多曾激愤地说：“中国的文化在宋朝就结束了。”

最后一个我想谈的拐点不知道以什么名字来命名。他们是一批从未出现过的学者，在面对着内忧外患的时候，寻觅着我们古老文化的方向。他们承担的迷惘已经不是唐诗宋词中的愁绪万千，而是延续至今的思索。在近代，当我们国家被外来文明打得支离破碎，这一批学者背负着五千年的历史和无限期的未来起步了。在这时期的学者们普遍的特点就是学过私塾，对中国古文化了如指掌，又出去留过学，对外国文化也是如数家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之下，他们推广白话文，破译了甲骨文，翻译引进了西方的文学著作，这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尤其是对于甲骨文中后期的研究，以西方的考古学的方式来对中国古老文字进行研究，这本身就具有了象征意味。而我们还在这个拐点的影响之下，但是目前仍然不知道前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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