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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神学及其批判
王 武
内容提要：谶纬神学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本文旨在批判谶纬神学的神学迷信特征，阐述只有以唯物主义武装自己，自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与封建迷信及伪科学作坚决的斗争，并最终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 。
何为“谶”和“纬”呢？所谓“谶”就是一种用隐秘的预言来“预决吉凶”的预言性的宗教迷信。如果对这一迷信作历史的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早已存在。秦始皇在位时方士卢生入海求仙带了一本《录图书》回来，书中有“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当时引起秦始皇大举北伐匈奴，而秦最终亡于二世胡亥之手。大泽乡起义时藏于鱼腹中的丹书“陈胜王”也是一种谶语。所谓“纬”是对应于“经”而言的，是由儒生们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穿凿、附会、演绎而成的神秘说教。
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为了给封建大一统的社会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给天涂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他把天说成人类乃至万物的祖先，认为天既支配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也支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在他看来天与人类有相同的结构，例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阴阳，人有哀乐；天有12个月，人有12块骨头；天有365日，人有365块小骨头等等。总之，他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发现的共振、共鸣、感应等现象，概括出天与人是“同类”的。既然天与人同类，故而可以相互感应：人事的善恶可以感动上天，天以祥瑞奖励善，以灾异来谴告恶，君主若不按天意办事，也会遭到上天的惩罚。他按照封建皇帝的形象塑造了天的形象，建立了一个合政治、伦理、哲学、神学为一体的经学体系。他以感性的方式论证天人合一，表现出明显的神学唯心主义倾向。到西汉末期，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者愈来愈乞救于神灵。大约在汉哀帝和汉平帝的时候，以“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演变为谶纬神学迷信，这种迷信由于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因而成为两汉封建神学的一种新形式。
两汉之际，王莽和刘秀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正是利用谶言中所谓天意或神意，为他们制造舆论和根据的。也正是在这时候，谶与纬完全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及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限，刘秀即位以后谶纬神学不仅合法化而且被定为官方哲学。两汉谶纬神学因其有利于统治者稳固统治，对后世影响极大，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君主无不以“天命君子”自居即可为证。而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受教育的程度很低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普通老百姓往往被这些神学迷信思想所迷惑。
谶纬神学的牵强附会、荒诞不经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王充是东汉时的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当时统治者用于愚弄人民的谶纬神学纯属“虚妄之言”。王充坚持疾虚妄、反浮夸、务实诚、重效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并以它们作为批判的武器给谶纬神学以有力的打击。如引用农民用马粪浸种可以防虫的经验，说明虫害不是神的报应；引用透镜通过聚集太阳光取火的经验，说明天上的太阳是物质性的火气，而非神等。而作为自然科学家的张衡更是以其丰富的天文知识对谶纬神学进行抨击。东汉安帝时，朝廷曾为修订历法展开了一次辩论。东汉章帝时编定了一部在当时比较精密的历法──“四分历”，并于公元85年（元和二年）颁布。但是，有些腐朽的官僚却提出“四分历”不合图谶，会引起社会动乱。他们说：“孝章（指章帝）改‘四分’，灾异卒甚，未有善应。甲寅元（指殷朝历法）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而另一部分
官僚则主张：“‘四分历’本起图谶，最得其正，不宜易。”在这里，改不改历的根据都是图谶，这充分暴露了图谶本身内容的混乱。只有张衡和另一位天文学家尚书郎周兴，根据科学事实，奋起辩驳，使那些玩弄图谶的官僚们“或不能对，或言失误”，常常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张衡指出：“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就是说，历法只能根据天象变化的规律来编定，不能凭虚妄的图谶主观臆测而随意附会。结果，张衡等人取得了胜利，“四分历”继续使用。
两汉谶纬神学盛行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这一思潮有利于政治稳定，因而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二是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自然科学水平还不高，导致人们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还极其有限。两汉以后，谶纬神学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如后世所产生的“推背图”、“烧饼歌”以及种种巫师邪说等，其影响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可谓大矣！再看今天的中国，谶纬神学的影响是不是已完全消除了呢？应该说还没有完全消除。如何让人们从封建神学迷信中走出来已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最好的办法就是像王充、张衡等人一样高举科学和理性的大旗，同时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如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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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