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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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等）中获得稳定的就业。说到底，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 ——樊纲

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五亿劳动力、九亿人口仍然依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 ——樊纲

1978年，8亿农民的人均现金收入只有78元，人均口粮仅124公斤原粮。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1956年，三分之一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1936年。多数农民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在安徽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农家中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史成德家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的碗。当时的凤阳花鼓词唱到∶“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

（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28页）

三农问题的研究可以总结为三种概念的三农问题： 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 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 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

——杨光，2003年2月12日

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



如果解决的前提是：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靠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



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的农村基本上受“类殖民统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



温铁军先生曾写过一篇好文章叫《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其实同样可以


说，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民工潮有问题但不是民工问题，……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加上改革前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人的个性与公民权利的压抑使现代化受阻，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并非种田人的问题。



在家庭领域，婆媳关系问题堪称是“哥德巴赫猜想”级的难题。正因为如此，男人们在享受“生命中难以承受之爱”的同时，不得不享受“生命中难以承受之烦恼”。经济学家：婆媳之间的矛盾，用经济学来分析，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即是对家庭管理权、经营权的争夺。

在传统社会中，女子与男子在与其父母的关系上是有所不同的。女子在婚后将为公婆养老送终，而不是为父母养老送终。于是，自出生至婚前在家庭中频繁交往而形成的对生身父母的“真有之情”与通过给他们养老送终而表达的“义务之情”或“应有之情”之间发生了分离，而对公婆要养老送终的“义务之情”也往往与在夫家通过媳妇与公婆交往形成的“真有之情”之间发生分离。

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我们怕？

官员帮助办的农民合作组织等于“官办组织”？

社会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中产生和客观存在的，影响（或妨碍）社会生活和社会机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并期望予以解决，且需要和只有以社会力量解决的社会失调现象。 第一，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事实”。 第二，社会问题是一种“公共问题”。 第三，社会问题是需要“公众认定”。

第四，社会问题是一种借助社会力量、采取社会行动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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